《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秦博士仅秩比六百石，在朝官中似乎属于低级官吏，然而，他们的真正地位却十分尊宠，“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也就是说，嬴政跟他们说话，都是一口一个先生。
《晋书·百官表》的解释是：“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
季羡林先生认为：这大概是制度变动之初，秦人尚不能彻底摒弃军功爵制。博士没有军功，当然不能受高秩，而其政治地位却规定的很高，这说明了过渡阶段制度的不完备。博士按理归奉常主管，但事实上他们的地位往往也高于奉常。
全国统一之后，嬴政本着武戡祸乱，文致太平的思想，礼贤下士，四处征聘，收罗各国的文化精英，学识渊博，明通古今之士，入朝为官，充任皇家子弟的老师，兼朝中参谋和顾问（《续汉志》“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每有大事，咨询问对，让他们辅助君主决策，坐而论道，参与廷议。
这些博士基本上都是原东方六国士人，他们之中有儒、道、法、阴阳、纵横、农、兵等各家代表。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譬如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六位是儒家，黄疵为名家，卢敖为神仙家……其他各家代表估计也有不少。
秦置七十博士，大抵是效仿齐之稷下先生七十人之制（见马元材先生说）。秦政府设置博士官，让他们参议朝政，大概有点类似于本朝让民主人士进入政协。
仆射（射，仆射，原为战车上的射手。秦朝则侍中、尚书、谒者、博士等官署皆置，为本署副长官，长官为令，应该是博士中第二号人物），周青臣走上前去敬酒并颂扬皇帝说：
“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天下，驱逐蛮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尽皆拱手臣服。陛下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使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陛下的功业可以传之万代。陛下的威德，自古及今无人能比！”
——这正是嬴政对自己的真实评价，嬴政听了，十分高兴。
另一位博士，齐人淳于越上前说道：
“我听说殷、周朝统治天下长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做藩篱辅弼。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蓄意谋杀君主的奸臣，皇上没有辅佐者，靠谁来救援？
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又当面阿谀奉承，以致加重陛下的过失，他不是忠臣。”
意见不统一，就需要往返辩讼，于是嬴政把他们的意见下交群臣议论。
原来这廷议本是西周文武二圣确立的传统政治制度，同时，这又是半游牧的秦赢一族原始民主制的遗留，秦人从多种渠道接受了这两大传承，每遇大事必聚众廷议，俾能集思广益，使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充分合理可行。
丞相李斯站出来反驳说：
“五帝的制度一代不重复一代，夏、商、周三朝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上一代，可是都能凭借自己的制度治理好国家，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已经不同。
现在陛下开创了煌煌盛业，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这本来就不是愚腐的儒生所能理解的——淳于越所说夏、商、周三代之事，哪里值得取法？
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现在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真是岂有此理。
丞相李斯我冒死向陛下进言：古代天下散乱，无人能够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说话都称引古人为害当今，矫饰虚言淆乱名实，人们只欣赏自己私下所学，动辄指责朝廷所建立的制度。
当今皇帝已统一天下，分辨是非黑白，一切决定于至尊的陛下一人。可是私学却一起非议法令，教化。人们一听说有命令下达，就各自根据自己所学加以议论，入朝就在心里指斥，出朝就去街巷谈议，在君主面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的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如果这种情况不加制止，在上面君主的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
臣以为禁止这些才是合适的。我请求让史官把不是秦国的史书全部焚毁。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地方官那里去一起烧掉。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举报，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去当城旦，白天筑城，夜晚防寇。所不予取缔的，是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实用书。如果有人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李斯论议谈笑风生，言辞犀利，再加上他已经升职为左丞相，与皇帝联姻，深得皇帝宠爱，炙手可热、权势熏天，所以朝中反对派一时竟无人敢于出来应对。
此时蒙恬应该还在前线统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李斯无人抑制，自然是趾高气扬、咄咄逼人。
见半天无人反驳，嬴政也感觉李斯的说法还是比较正确的，于是他下诏说：“可。”
李斯的焚书建议有两个版本。
上面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李斯传》的说法却是：
博士仆射周青臣称颂皇帝，齐人淳于越进谏后——“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关键是这段——“我请求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命令下达三十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
在《秦始皇本纪》中，李斯是当场答辩，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在《李斯传》中，却变成了李斯上书，变成了李斯在竹简上写作。
在《秦始皇本纪》中，李斯建议：“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诛杀九族。官吏知道而不举报，也要以同罪论处。”——刑罚极其野蛮严酷，根本就不合逻辑。
在《李斯传》中，李斯只是建议：“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只是不交书的，罚去劳动改造，刑罚相对温和的多。至于谈议《诗》《书》，以古非今的，却不再提起。
——不才的推测是：淳于越发言后，李斯是当场站出来，直言驳斥。他的所谓“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借古非今的，满门抄斩，诛杀九族”估计就是现场讲话，属于一时偏激失语。
后来秦始皇帝命令他把建议整理出一个文件来，以便向全国颁布实施，他写作时仔细考虑，发现自己的“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之类建议与大秦的明刑慎罚立法精神（见睡虎地秦国法律）完全是背道而驰。秦始皇根本就不会批准，所以他很快就把这两条勾掉，改成了合乎情理的一个月不缴书，黥为城旦。
当然，可能会有网友反对在下的观点：
你说秦始皇不会认可李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种偏激的主张，为什么接下来秦帝国还是颁布了《挟书律》和《妖言令》？
在下的看法说：秦既焚书，企图统一思想，总归得有相应的法令加以配合，禁止民间私自挟书、禁止继续诽谤朝政的法令自然要予以下达，否则书不是白烧了吗？
我们没有看到《挟书律》、《妖言令》原文，但估计不会像李斯主张的那样偏激离谱，否则汉初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时，肯定会予以删除，还用等到吕后和文帝时期？
刘邦和萧何“除秦苛法”，却没有废止《挟书律》和《妖言令》，这很可能说明——这两个律令的具体条文还不能说是苛刻的骇人。
汉朝真正废除的其实只是《挟书律》，至于妖言、诽谤——“终两汉之世以诽谤、妖言获罪者、史不绝书”，学者已有定论。
对于这场运动，李斯的建议是：“非博士官所职，诣守尉杂烧之”。司马迁说是“焚《诗》、《书》”。
但具体怎样执行，翻检史籍，却没有看到下文。
真正实行起来，可能是民众缴书，送到各地官府，拉杂摧烧之，但也可能是以“收”为主。
《李斯传》所谓“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秦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没收了《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以便使人民愚昧无知，使天下人无法用古代之事来对比、批评当代朝政。
由于史籍并没有记载有谁因为藏书而被惩罚，有学者认为，秦政府对于私藏书籍的惩罚措施可能并不严厉。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不过是采权宜之计，只要人们不再征引诗书、百家语等“诽谤”朝政，那就你好我好、万事皆休。
一部分民间的书籍焚毁了，虽然所有的古籍都在国家图书馆留有备份，但古代书籍是易损品，以孤本保存，面临水火兵盗，各种灾害，岌岌可危矣。
不数年后，萧何随刘邦进京，“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户口多少，彊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司马迁说萧何“具得秦图书”， 但秦朝丞相及御史所掌管的都是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文献资料，萧何应该是并没有去国家图书馆，收缴那些理论著作，高头讲章。
《随园诗话》卷五说：“黄石牧太史，言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自萧何不取，项羽烧阿房，而书亡矣。年家子高树程，咏萧相云：‘英风犹想入关初，相国功勋世莫如。独恨未离刀笔吏，只收图籍不收书。’”——公正地说，我估计萧何也是没有想到，世界上竟会有项羽这种人，本来是天才的军事家，却会被为楚国、为祖父复仇一念冲昏了头脑，在秦地大肆杀人放火，政治上未免短视。
项羽先生进京，一炬三月不熄，咸阳宫阙和国家图书馆基本上化为焦炭。
总括起来，我们说，秦始皇和李斯焚书、禁书，实在是犯下了大错。他们应该是没有具体消灭任何一种书（都有备份），但是他们的行动却给项羽留下了铸成更大一错的机会，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计点损失，钱穆总结说：“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即当代官书），其次为诗、书古文（即古代官书之流传民间者），而百家言（即后起民间书）非其所重。汉兴，学统未尝中断。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以前的诸侯混战，对于史籍传承也有巨大损伤。
入秦后，六国诸侯“史记”因充满反秦思想，皇帝批准后，政府勒令民间上交，几乎尽数收藏到了官府，本来还准备供内部参考、研究，批判之用。
项羽同志一来，咸阳大火三个月，应该是基本上扫地以尽了。
司马迁的说法是“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司马迁写《史记》虽然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书籍。辅之以亲自采访，实地调查。但因为秦始皇禁书、项羽烧书，除了简单的秦国编年史，其他六国的资料还是倍感缺乏。
他在《六国年表》中曾经慨叹：“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
西晋之时，汲县魏王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是唯一残存的六国史书。原书十三篇，可惜后来又大半散佚。
焚禁的另一个重点是六经中的《诗经》《尚书》。这倒不是因为嬴政对儒家有什么成见（秦始皇在此事发生之后，既“没有废儒学，也没有禁儒学”已有公论），而是因为根据李斯等人的观点，《诗经》和《书经》“常被那些想以古非今的儒家和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所援引”，用来攻击政府、诽谤朝政，所以要从民间收上来，使他们失去立论根据。
对于胡亥等上层人物，李斯倒是劝他们多读《诗》《书》。
六经的其它四经：《仪礼》《乐经》《周易》、《春秋》中，《周易》《春秋》未见触动。《乐经》不知道怎么失传的。有人说《诗》《乐》一体，“诗”记词，“乐”记谱。汉朝今文经学家断定“乐本无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乐》经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因秦朝焚书而亡失？孰是孰非，我们也无法判断。
《礼经》在孔子时已经不完整，“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司马迁）
——打击的重点：《诗经》散落民间太多，没有可能全部上收，没有损失。《史记》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秦始皇焚书、禁书的损失，主要在于《尚书》。原本《尚书》据说有一百篇，焚书之令下，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被烧毁或者上收。没过几年，项羽又一把火烧光了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书》。
汉初，伏生凭借记忆默写献出秦隶《尚书》二十九篇，即世人今天所看到的“今文尚书”。至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十六篇古文《尚书》。可惜后来又多有佚失，时至今日，《尚书》真伪杂糅、令人头疼。
战国时代多篇真正的“古文《尚书》”的出土，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我们弥补这一缺憾（见清华简）。
秦人焚书禁书，对于历史学，打击甚大。由于《尚书》散佚，对于政治学的打击也是不小。
与普通人的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印象主义，随口乱喷，恰好相反，秦人发起的这个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所最为珍视的诸子百家反而是并没有任何损伤。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嬴秦之焚书坑儒”一文辩之最悉。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自孟子到吁子，世上多流传着他们的著作，所以我就不详叙这些著作的内容了。
王充说：秦人焚书，仅焚五经，不及诸子。他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
《佚文篇》：“始皇前叹韩非之书，后惑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设挟书之律，五经之儒，抱经隐匿”。
《正说篇》：“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
东汉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
王肃（就是《三国演义》那个王朗的儿子，王朗任会稽太守，到会稽后见当地人民仍然在祭祀秦始皇，并且与夏禹同庙。王朗认为秦始皇是无德之君，不配获得人民祭祀，于是下令予以取谛）《家语后序》：“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诸子同列，故不见灭。”
刘勰《文心雕龙》：“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
唐逢行珪《注鬻子叙》：“遭秦暴乱，书记略尽。《鬵子》虽不与焚烧，篇帙由此残缺。”——也说诸子之书不焚（见钱穆上文）。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以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实物，为钱穆先生的论断做出了一个最好的脚注（银雀山秦简用早期隶书，书写时间应在文景至武帝初期）——这两座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四千九百多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上距秦始皇焚书不过几十年。有力地证明了秦始皇焚书，并没有涉及六经以外的诸子百家及兵书、农书、医书等自然科学著述。
王充负笈千里，游学京师。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可谓淹贯经史，汉世鸿儒。对于诸子百家在市面上的广泛流通，他亲眼目击，不似后人自逞胸臆，游谈无根，所以钱穆先生认为，王充的说法最为可信。
《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的书籍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剑桥史》说：《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其中许多都是先秦典籍。——也就是说，假如秦代焚书剩下了一百本书，那么到了今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代人所能看到的，也只有二十三本。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百家著述还是相当之宏富，藉此可以推想，汉代书肆诸子百家书籍数量之多。
秦代焚书，还引发了王充一个奇异的论点：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要可靠。王充的理由是：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经书本身已经是有所残缺，相反“秦虽无道，不燔诸子”。——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所以孰劣孰优，一目了然，不辩自明。
当然，王充的这种观点，秦人汉人都不会同意，秦始皇和李斯肯定也不会同意，他们只承认《五经》的权威，也只收缴《五经》，对于诸子百家，他们当时还是意存轻蔑，颇有不敬——把《五经》混同于诸子，那是我们近现代人的观点。
秦始皇帝藉军事力量统一了天下。他接着在政治制度上实施统一，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在法律制度上，他用修订后的新秦法取代了七国旧法，实施了统一。
在经济上，他用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驰道网把全中国连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他在文化上同样实施统一，用小篆和隶书作为全民通用的交流载体。
接下来，他自然也企图实施思想领域的大统一，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普世价值观，以竟全功。
中国人在夏商西周三代，思想基本统一，都是信神，敬祖，听天命，重人伦（“学则三代共之。皆曰明人伦也”）崇尚仁义，遵循礼法。自修则文武并重，治国则德主刑辅，不同之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正因为思想是统一的，价值观一致，所以商朝推翻了夏朝，照样推崇大禹、夏启；周朝推翻了商朝，照样赞美商汤、武丁，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
那时是“学在官府”，“学术官守”，五花八门的教育机构都是由政府举办、主导的。当时生产力也不够发达：“惟官有书，而民无书”。 “惟官有器，而民无器。”——你讲求礼、乐、射、御总得有相应的器材教具吧？按照西周礼制，什么级别拥有什么礼器那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要学术精深，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去官办学府。
而且封建社会，世卿世禄，“畴人世官”， 家有世业。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你也差不多就是干那个的。司马迁追溯家世，就一直追溯到了五帝颛顼时代，宣称自己是“重黎”之后，“司马氏世典周史”，所以他当太史公也是天经地义的。
你一个平民，甚至野人，种好地就行啦；受教育，学六艺，治国平天下是贵族子弟的专利，因此“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由于“学在官府”， 政府垄断学术，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民间的意识形态呈现高度一致。
在春秋至汉武帝之间，六百数十年，则形势大变，百家蜂起，人们思想混乱，莫衷一是。
中国在汉武帝之后，思想也基本统一，汉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性格。这个时代延长达两千年，直到清末。
清末至今，东西方碰撞，开启了又一个思想混乱时期。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作为行动的指南，交往的平台。思想的极度混乱，必将导致行为方式的极度混乱——就像当今的中国。
但在今日之中国，人权天赋，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世界范围内的普世价值观的胜利已经遥遥在望，启明的晨星正在驱逐黑夜。
春秋开始，各国整饬制度，修饰甲兵，互相攻伐，兼并日作，生灵涂炭，烽火连天，导致天下大乱，表现为“诸侯异政”，“诸侯力政”。
在思想领域则是礼崩乐坏，百家并起，处士横议，好恶殊方，思想家们各执一词，相互攻讦，人言言殊，形同水火，弄得天下之人狐疑不定，无所措手足。
诸子百家的理论纷争，事实上加剧了天下秩序的混乱，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种很坏的破坏瓦解作用。
所以古人对于“百家争鸣”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
邓曦泽先生曾专门撰文指出此事，他认为：
“近代以降，国人对待历史，常常按照今人的标准臆解历史，以今度古，恶之者力恶之，善之者力善之，死人成为活人的靶子或旗帜，历史成为现实分歧的战场，导致历史沦为玩偶”。
他说：“百家争鸣是先秦的重大历史事件；古人对百家争鸣的评论非常鲜明，流传下来的文献也比较完整；今人对百家争鸣的评论也非常鲜明；古今对百家争鸣评论的反差非常强烈，可以凸显目的论历史观导致的历史玩偶化这一严重后果。”
古人对百家争鸣的评价，邓先生曾加以列表，在下摘引部分，有些是我自己的补充：
孟子的评价：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孟子主张：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
庄子的评价：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他主张：明贤圣，一道德，内圣外王，主张以道家为统。
尸子的评价：
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
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若使兼、公、虚、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
荀子的评价：
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
在《非十二子》，他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进行了猛烈攻击。对子思、孟轲也欲追讨其罪。
荀子主张：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务息十二子之说。
对于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的主张，他的弟子李斯可是正在身体力行。
韩非子的评价：
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安得无乱乎？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
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
——各执一端，听谁的好？
韩非子主张：言无二贵，法不两适。
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属于秦始皇和李斯的教唆者。
《吕氏春秋》：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到底听谁的？
主张统一思想：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司马谈：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司马谈主要生活在文景之世，紧跟党中央，最为赞成道家。他认为：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与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奉孔子为至圣，明显已投入儒家阵营不大一样。
班固《汉书·艺文志》：
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班固认为：
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董仲舒：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他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直接导致了建元元年十月，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独尊儒术”。
前770 - 前140年，六百三十年的“百家争鸣”宣告结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不是最好的选择。
儒家文化无疑是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但它的基调是内敛、保守的，所谓“难于进取、可与守成”。
它缺乏超越性，缺乏明确的宗教观念；缺乏佛教与基督教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菩萨大爱与自我牺牲精神；缺乏平等理念，过于重视爱有差等，具有十分明显的小集体利己主义倾向，在封建社会崩溃后，它依然过分强调等级差别，繁琐礼制。
用于治国，儒家只能做到“以德治国”，却难以做到“依法治国”，它只能达到民本主义，却难以达到民主主义……
当然，原初的真儒是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战场上竞争出来的，本身还是相当过硬的，弱点还可以得到弥补。
到了汉代，儒家渐渐一枝独大，儒学渐渐被庸俗化，各种伪儒就粉墨登场了。
延至宋代，贪恋红尘五欲的理学家们非要与超凡出尘的佛、道修炼者们一决高下，非要以出世圣人自居，把佛家的禁欲主义思想不分青红皂白引入凡尘，“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见 庞忠甲先生《中国历史上的真儒与伪儒》）。
朱熹之流，罔顾常识，把天理和人欲完全对立起来（“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假仁假义，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弄得整个中华民族极度虚伪可笑，中国人的一生从此就成了一场从生到死的作秀表演。
黑格尔说，中国人一切合理的要求都被漠视、抹杀，结果“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撒谎成性，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今天的中国人岂不正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伪”大民族？
以上只是略加引述，类似的评论还有不少，譬如《淮南子》、王弼、葛洪等人的文字。
邓曦泽先生指出：
上述评论具有以下特征：“每个评论者都认为自己所推崇的那一家学说最有效，而其余各家都仅执一端……对于其余各家，评论者都持贬抑态度”。
“每个评论者都对百家争鸣这种局面不满，希望能够平息这种争鸣局面”。
—— “对百家异说的不满，在古代居然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居然找不出反例”。
“评价都是贬抑的，有些评论者贬抑的程度还很重，近乎否定”。
他据实指出：
“古人对百家争鸣的评价，与我们今人的评价完全相反。”——人们开始为百家争鸣翻案，重新评价百家争鸣乃是引进近现代西方思想观念、学术观念之后的事情。
看了以上资料，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百家争鸣，李斯的评价并不算过分出格：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他希望用官方的意识形态来规范一切：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他的具体做法的是：像上古三代那样，禁私学而立官学。
由于很多民间学者通过援引和曲解《诗》、《书》和百家语等先代典籍，用所谓的“先王之道”去丈量秦制（张敢先生语），鼓吹再次封建，鼓吹礼治，是古非今、虚言乱实，“无所忌惮地非议甚至诋毁秦始皇所推行的统一、郡县制和法治的政治路线”，甚至利用“私学”朋党比周，非议诽谤朝政。
所以秦始皇和李斯采取了“焚书”、“收书”、“禁私学”的手段，对于这些“愚儒”、“游学”的舆论攻击和非组织活动，予以有限度的还击。
这与商鞅的“燔诗书，明法令”， 战国诸侯“恶礼乐之害已，皆去其典籍”的作法大同小异。
秦始皇并非“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语以愚黔首”，他只是希望以复古的方式，统一思想，统一人心而已。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当然要反对他这一不文明的鲁莽举动。
但不去仔细研究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无中生有、随意入人于罪的粗暴作法，我们同样也不愿随声附和。
私学教师与他们的弟子们依据古代经典，攻击新生的郡县制和法治，六国贵族则企图复国。散布“始皇帝死而地分”之类的政治谣言；秦始皇和李斯为了维护新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只好以“焚书”、“收书”、“禁私学”来加以应对。
他们的对策恐怕的确是虚声恫喝，拿“黥为城旦”，甚至“弃市”，“刑及三族”来吓唬反对派。我们搜遍一切史籍，会很奇怪地发现——并没有任何人曾因此法令之颁布而受到惩罚。
张敢先生说：“表面看去，秦始皇的“焚书令”，的确是非常严厉的，听之使人毛骨悚然，慄慄危懼。然而细细看来，这仿佛是在虚张声势。试看《始皇纪》《李斯传》在记述“焚书”、“禁私学”问题时，只记述至“制曰：‘可”或“始皇可其议”，便戛然而止，再无下文。
“焚书令”虽然严厉，但是史不见一人因“偶语诗书”而为“弃市”者；史不见一人因“以古非今”而遭受“族诛“者；史不见一人因“令下三十日不烧”书而为之“黥为城旦”者；史不见一吏因“见知不举”而被处“与同罪”者。
如果真有这样的吏民，他们一定会因此而扬名千古的。即使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秦史部分时，对于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有意袒护，而不予记载，但是西汉初年的“过秦”、“罪秦”论者，也决不会将之放过的。他们出于“过秦”、“罪秦”的需要，总是在挖空心思的寻找“过秦”、“罪秦”证据；有时找不到证据，还不惜挖空心思的捏造事实，编织证据呢”。
——揆诸事实：秦始皇和李斯无非是想用严刑峻法来慑服反对派，实际执行时却显然授意属下进行了放水。
现在的流行版本《史记》上复述李斯的提议，最后两句是“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所以现代人普遍认为，秦始皇已经禁遏儒学，禁遏诸子百家的传承。
马执斌先生告诉我们：“其实，这种看法是被《史记》流行版本所误导。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在“若欲有学法令”下面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有无“法令 ”二字，至关重要。有“法令”二字，自然是只准传习法令；而无“法令”二字，即允许传习诸子百家，只是要“以吏为师”，这实质上是禁止私学，让官学复辟。
前人研读李斯的建议，只注意到上文有“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便以为有“法令”二字为是，却忽略实际。以实际考之，当以无“法令”二字为是。秦始皇焚书之后，没有废除博士制度，典职教或教子弟是博士的职掌。儒家叔孙通在秦始皇、秦二世时，都是待诏博士，后归汉，子弟从者百余人。正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在《秦集史？教育志》中所说：“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盖指博士而言。博士乃政府之命官，故谓之吏。”
他公正地指出：“秦皇、李斯焚《诗》、《书》的暴虐政策，目的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返回“学在官府”的旧轨道，开历史的倒车”。
正如前面所言：夏商西周，学在王官，“礼不下庶人”，受教育的都是贵族。
平王东迁后，国力军力大衰，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学官逃散，多归诸侯。
自孔子创办私学，不分贵族、平民，有教无类，开启了一个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学术自由的新时代之后，下岗待业的王官子孙，纷纷办起了私学。或者借以谋生，或者借以扬名。
所以班固才说什么：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数家珍。
私学久行，背离五经，往而不返，各执一词，遂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番追源溯流后，秦始皇和李斯自然会以为，要想统一思想，莫如回复西周的传统制度，让政府重新垄断学术——废私学，办官学，以吏为师。
倡言“六经皆史”的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独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耳。”
——当然，章学诚认为秦人仅仅学习法律，也是被前人所误导。
学在官府，民间的老师与学生被纳入了国家体制内。嬴政自己的说法是：“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秦政权召集了大批民间学人，对博士学者优礼有加，对于诸生也是“尊赐之甚厚”，希望他们能从此按照官方的笛声翩翩起舞，别再和政府作对，此种情形大概有似于我国解放之初。
通过深入探讨，我们已经知道：
秦焚书、收书的实质就是废私学、兴官学。
秦政府之所以要焚收民间五经，不过因为它们是最权威的私学通用课本。焚收六国之史记，则是因为它动辄破口大骂秦是虎狼之国，内容“多讥讽于秦”。
仔细甄别：
这其中，《易经》属于卜筮书，不在焚收之列。
《诗经》本经即使在焚收名单，也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因为当时天下，能够背诵全本《诗经》的，大有人在。所谓“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礼经》早已残缺不齐；
《春秋》没有损失——“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汉书·儒林传》）。而张苍是秦时御史，掌管秦宫中的各种文书档案。有罪逃走时，可能也没有空手。
真正的损失是半本《尚书》和各国史记——这是秦政府焚收与项羽焚烧共同作用所致。
由于焚书、收书仅仅针对民间私学，官府和皇室的藏书不在此列。
程步先生认为：秦始皇的禁书“谨慎而开明”。他认为：
汉初仅诸子百家书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多卷。证明了焚书的针对性。
里耶秦简三万六千枚，只字未见焚书内容，证明了焚书的局部性。
《剑桥秦汉史》的结论是：秦始皇“焚书所引起的实际损失，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朱熹说：“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伏生和张苍因为是博士，可能趁乱拿走了国家所有的《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其后张苍之书无恙，而伏生之书则因战乱，壁中保存不善，只回收了三分之一。
事实上，秦代官府、官学不仅在收藏禁书，也在正常地使用所谓禁书。刘大櫆《焚书辩》所谓：秦“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
《史记·乐书》记载：秦二世沉湎靡靡之音，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告诉胡亥，《诗》、《书》是皇帝的必修课本，不学习《诗》、《书》，而沉湎酒色，国家就会灭亡。
秦末反抗武装声势浩大，秦二世六神无主，于是召集三十多位博士，询问对策，博士们都援引《春秋经》来加以应对。
叔孙通是秦待诏博士，降汉时，有儒生弟子百余人跟从，这些人已经跟他学习了好几年（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很显然，叔孙通在秦代教导弟子，就是在用《五经》做课本。
秦始皇和李斯在各种场合都是锐意求新，偏偏在统一思想问题上，却搞起了复古倒退——可能也是一时情急、求治心切。
不管有多少客观理由吧，因为他们作风粗暴，焚书一事，还是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
秦始皇废私学，无疑立即得罪了儒家学者——孔子孟子开私学，后代子孙弟子也都在私自办学，你秦始皇却要废私学，这不是摆明了要和我们儒家做对吗？
——何况六国的贵族官僚名士，还在从旁挑拨。
秦始皇一焚书，秦政府挂号的通缉犯，魏人陈余就跑到咸阳去蛊惑秦帝国的当朝少傅（从一品），大名鼎鼎的孔子后裔，鲁国文通君孔鲋说：“秦朝廷将要毁灭前代圣王的书籍，而你正是书籍的主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陈余与居于魏国的孔鲋，应该原来就是朋友。陈余不愧名士，很会说话，刚刚与孔鲋见面，一顶高帽立刻就不知不觉送了过去。——“子为书籍之主”，孔鲋竟然成了天下书籍的主人！
倔强的孔鲋，立刻开始抱怨。孔鲋说：“我所治的是一些看来无用的学问啊，真正了解我的只有朋友。秦朝廷并不是我的朋友，我会遇到什么危险呀！我将把书籍收藏好，等待着有人征求，一旦来征求，我也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了。”——那意思就是希望立刻改朝换代。
他撇下弟子叔孙通继续仕秦，辞职回山东老家，把家中的《论语》、《孝经》、《尚书》等书，藏在屋壁中，气愤愤自隐于嵩山之中，招收了弟子百余人公开教授——继续开办私学，成心和秦政府作对。
由于孔鲋是当代大名士，秦始皇和秦政府大概也拿他没办法，对于孔鲋公然继续开办私学，也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不消说，大量的山东知识分子本来就讨厌痛恨秦人，政府一钳制舆论，焚书收书，他们自然就更加加重了反抗心理。
秦始皇三十四年的郡县封建之争，应该怎么看？依在下看：淳于越博士的确是一位远见、忠贞之士，他提倡封王子弟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后来出现的赵高，叛变的李斯，岂不就是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的乱臣贼子？如果秦始皇封王子弟，赵高、李斯的沙丘政变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胡亥不是孤立于上，子侄甚多，勤王者众，也未必就会闭门合户，任人宰割，凄凄惶惶，二世而亡。
一棵树，只有主干，没有枝辅，岂能算是正常？
封建制是一种伟大的制度，这种古典的“分权”竞争制，优点很多，硕果累累。
封建与郡县之兴替，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但全盘舍弃封建制度的优点，却非常可惜。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分权与集权，“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封建制度伏祸于久远，郡县制度却可能发机于目前。
实践证明：秦后政制，莫如广行郡县，然后拿出一部分土地，众建王侯而小其力。
折中而行，寓封建于郡县，即可传国二三百年。民有磐石之安，主有圣君之誉，何乐而不为也？
嬴政中晚年，大脑受到了魔鬼的侵袭，且缺乏经验，竟见不及此。——他仅仅看到了春秋战国五百年战祸的惨烈，仅仅看到了封建的害处，遂决心为天下大众计，牺牲自己儿子们，朝中功臣们的利益，坚决不搞封建。
这虽然是出于公心、爱民，但深思审视之下，却诚属一时短视之举，此举不久便导致了秦帝国倏兴倏灭，十五年而亡——在我们今天看来，实为憾事。
淳于越说朝中可能出现田常、六卿之流，可能正是在暗指李斯、赵高等人。李斯不胜其忿，站出来大肆反击，遂最终催化了焚书事件的发生。
焚书收书有利有弊，以焚书收书，禁私学的方式统一思想，情有可原，方式可疑。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不是一种最佳的路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