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为了巩固长城边防，为了快速出击，嬴政命令蒙恬率领军民修筑直道。
秦直道从云阳林光宫直抵九原郡，挖山填谷，笔直贯通，宽阔异常，长达一千八百余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调动大量军队——这显然会给匈奴带来沉重的军事压力。
这条“圣人道”，非常类似希特勒开始在西方修的战略高速公路（四车道宽34 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完全可以说是世界上高速公路的始祖。
这个工程始皇在位之时没有完工，是由二世皇帝收尾的，我们在前面叙述秦驰道时，已经一并叙及。
这时大概因为禁私学、兴官学，秦帝国征召进入咸阳，进入朝廷当官的全国各地学术人士非常之多（秦始皇自己说是征召了大批文雅博学之士和有各种技艺的方术之士进京），这不免就要在咸阳为他们建设府邸或者住宅。再加上几年前迁入咸阳的天下豪强富翁十二万户，每一家都是人口众多，老婆孩子，侍役婢女一大帮。可想而知，咸阳城已经发生了人口爆炸。
朝官也是人数倍增，摩肩接踵，挤挤擦擦，有碍观瞻。于是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先王留下的宫廷窄小，开始打算择地另建朝宫。
嬴政认为周文王建都在丰，周武王建都在镐，丰镐两城之间，形胜之地，才应该是帝王的都城所在（可见人的审美眼光，前生与后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何必像商鞅那样把都城安排在泾渭之间，局促窄仄，做负隅之势？
于是就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内修建朝宫，计划建设的阿房前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宫中可容纳一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有甬道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之巅。
这座主体宫殿，据考古，四年时间里，仅仅完成了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夯土台基，达五十四万平方米，宫殿却没有盖起来。
占地广大的秦上林苑内，原来就有嬴政的先祖惠文王等人留下的若干建筑。如果新宫建起，两者配合，大概立刻就可以使用。
现实中的阿房宫没有建起来，纸面上的阿房宫却宏敞壮丽至极，堪称天下第一宫苑。
汉人为了黑秦，开始驰骋想象：
“……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鹜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
杜牧的《阿房宫》，更是玉宇琼楼、天上宫阙。
阿房宫的配套工程——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建设从阿房跨过渭水的桥梁，似乎是完成了。
这些工程的建设者，据说是受过宫刑，或者被判徒刑的七十多万犯人，事实上，可能还包括很多奴隶或者普通应役者（刘邦就曾以亭长的身份为泗水郡解送应役者去骊山），他们分别被派去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的皇陵。
工程所用山石从北山开采，所用木料从蜀地、楚地运来。据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皇家宫殿，在关中有三百座，在关外有四百座之多。
作为新朝宫与南山之阙的映衬，嬴政下令在东海之滨（今黄海）的朐县海边竖立大石，以为秦帝国的东大门。
“秦东门”到底在哪儿？是在朐山，还是在孔望山，还是在秦山岛或者羊窝头？专家们各执一词，弄得我们也无所适从。
但看崔琰《述初赋》：“倚高舻以周眄兮，观秦东门之将将”——站在高高的船头眺望，看见了雄伟高大的秦东门，则秦东门应该在海边或者海中。看司马迁的笔意，应该是人工竖立的大石。
朐县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属楚国，秦灭楚，朐县入秦，属薛郡，后属析出的东海郡。后来三国时刘备的糜夫人和他的哥哥糜竺就是东海朐县人（糜竺是世代富商，家中僮仆、食客近万人，资产上亿。刘备兵败复振，端赖其助）。
为什么在朐县建门？
打开地图，朐县的地理纬度正好跟秦都咸阳相当，都在北纬34度30分左右。阳光从秦东门射入，不久就可以照进大秦的阿房宫，正好是两点一线。
秦人的这一举动真可谓气吞六合，笼盖八荒，实在令今人震撼。在秦人眼中，大秦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帝国，他们的君主至高无上，无以伦比。南北东西，四裔边陲，夷狄蛮貊而已，荒凉落后，微不足道——与我们今天的宇宙观、世界观完全不一样。
建立渭南朝宫，是为了应付官员数量膨胀，胡亥所谓“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堂室”。
为了应付咸阳城本身的人口爆炸，人满为患，秦政府则是采用了从咸阳外迁人口的形式。这一年，嬴政命令把三万家迁移到骊邑，五万家迁移至云阳，为了鼓励主动报名，都给予了免除十年赋税徭役的优惠待遇。
这样迁入咸阳的天下豪富为十二万户，安置在了都城咸阳及其附近，以便监视居住，并充实京都财富，其人口达六七十万，甚至百万（都是大户，估计也私自跑回去不少）；再从咸阳迁出八万户平民，以每户五口计，约四十万人，一进一出，辅之以把咸阳的老城区向渭南发展，咸阳的人口压力也就随之得到了缓解。
徙民骊邑和云阳都是有目的的。
骊邑（丽邑）是秦始皇的陵邑，置于始皇十六年（前231），在今临潼新丰镇，位于始皇陵园的北侧略偏西，相距约三公里（以陵园外城北垣测量）。
周围属黄土丘陵地貌，开发比较困难，人口稀少。汉初刘邦为了孝养老父，营新丰，徙老家乡邻之丰民以充实之，即是此地。
《史记》说始皇十六年始置丽邑——这很可能标志着始皇陵建设的真正开始，或者准备动工。秦始皇三十五年，徙民丽邑则可能标志着骊山始皇陵开始了大规模建设。用工数十万估计就是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这一阶段。大概嬴政此时身体颇感不适，所以一方面加紧求仙找药，一方面加紧建设陵园。
司马迁说：始皇初即位，就穿治骊山——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刚刚登基就开始给自己修陵，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什么陵园工程需要修造三十八年，一直到始皇临死之际不能竣工，直到二世皇帝继位，接着又干了一年多才基本完工？
陈景元先生说：“秦始皇一即位就为自己修建陵墓的说法，完全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因为秦国的任何一位国君，生前都没有预修过寿陵。秦始皇登上“秦王”宝座后，首先要修建的是，自己父亲秦庄襄王的陵墓和尚未完工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另外，曾祖父秦昭王比祖父早死三天，秦昭王陵的工程也要由秦始皇来收尾。不久，祖母夏太后和华阳太后去世，接着自己生母也去世了，所有的这些亲人的丧事，难道不是秦始皇必须列为最紧迫的丧事来办吗？
我们从‘茅焦说太后故事’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是个大孝子，任何‘以孝为本’的人，哪有置先祖丧事不顾，去修造自己坟墓的？”
参考《史记·赵世家》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还有中山国王的生前预建陵墓（椁室的“兆域图”铜版显示），我们推想：真相或许在二者之间。
秦始皇陵很可能始建于始皇十六年，第一阶段仅仅动用万人或数万人小规模地修筑，从秦始皇三十五年起；第二个阶段开始，这一次是动用了数十万人，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劳工，大规模地赶工。
由于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迁徙三万户以充实丽邑的人口，就有了很大必要。
正如专家所说：这样多的人集中在一起从事陵园的工程建设，其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及组织、管理，治安等项事宜，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当然，修陵工徒的组织、管理，建材的供应等，由将作大匠、少府等有关官署负责，但相应的服务事宜绝非官府所能全部承包。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陵邑的创建应运而生。
徙民丽邑后就好办多了：其众多居民，一可以服务于陵园的修建工程，为劳动者提供粮食、蔬菜，各种商品；二可以在皇帝逝世后，保卫、维护、侍奉陵园。
“徙民五万户于云阳”也很好理解：云阳是秦夏都之一，林光宫所在，秦直道的起点，乃是军事要地，很可能驻有重兵。那个地方闲置土地又多，徙民实之，实可一举多得。
徙民丽邑很可能说明，秦始皇帝的身体出了问题。于是嬴政开始做两手打算：第一是加紧陵寝建设，实在不行就下去；第二是加紧催促方士们寻找仙人、仙药——最好能不用下去。
面对皇帝的催逼，方士卢生告诉始皇：
“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们。我们心想，皇帝要经常秘密出行以便驱逐恶鬼，恶鬼避开了，神仙真人才会来到。皇上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们知道，就会妨害神仙。真人是入水不会沾湿，入火不会烧伤的，能够乘驾云气遨游，寿命和天地共相长久。现在皇上治理天下，还没能做到清静恬淡。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
——我们现代人几乎百分之百认为卢生就是一个骗子，但是卢生本人却从来没有那样认为。
在讲究实证的秦宫里，如果卢生毫无法力，简直没有可能混下去。
他对神仙真人的描述，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他感觉秦始皇帝的周围有邪物，很可能也是察觉到了在嬴政身上有魔灵缠绕。
当然，真龙天子是由上天直接管理的，卢生想用道术或者仙药擅自给始皇帝延寿，是决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真正的高人安期生等人要远远避开秦始皇，就是这个原因。
听了卢生的建议，始皇说： “我羡慕神仙真人，我从此自己就叫‘真人’，不再称‘朕’了。”
于是他下令把咸阳四旁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全部按照所登记的位置不得移动。皇帝所到的地方，如有人说出去，就判死刑。
咸阳四旁二百里内有很多宫殿，但是不是多至二百七十座？我们不知道，把他们都用天桥、甬道相互连接起来似乎也不大可能，那样工程将非常浩大，官员百姓出行恐怕也会非常困难。
据说有一天，始皇驾幸梁山宫。
梁山宫，据《括地志》：“俗名望山宫，在雍州好畤县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是秦帝国的行宫。用今天的话说，它位于咸阳城西北50公里处——乾县县城以北9.5公里处的瓦子岗上，是一个和缓的龟背形台地。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000米，遗址面积约为60万平方米，已经于1992年11月发现。
梁山宫是秦帝国的重要行宫，是秦始皇的重要决策场所之一。不清楚是从哪位秦王开始建设的，但直到汉代还在沿用。
这一天，始皇驾幸梁山宫时，从一座山上望见丞相（不知道是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还是别人）的随行车马非常之多，他很不赞许，随口说了几句，显然是认为丞相太过奢华，不够简朴。
大概是过了几天，当他再一次看见这位丞相大人的车队时，丞相已经是轻车简从。嬴政看了，非常生气，他说：这是宫中有人泄露了我的话，密告给了丞相，违反了我刚刚颁布的不许泄露皇帝行踪的命令。——这样一来，按照卢生的说法，神仙真人就不会来，他们带来不死之仙药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化为了泡汤，后果非常严重。
嬴政下令审问当天的随从人员，审问的结果是，没有人认罪，于是嬴政下令捉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皇帝的具体行踪。处理事务，群臣接受命令时，皇帝自己会在咸阳宫应时出现。
梁山宫事件有许多疑点，譬如秦始皇事后并没有追查丞相在自己身边收买眼线卧底，安插耳目之罪，反而一如既往地相信任用丞相，有点不好理解，所以这件事不排除有杜撰的可能（程步先生认为这件事八成是杜撰出来的）。
梁山宫事件似乎是在为下面侯生、卢生的对话做铺垫。
《史记》记载：
这件事发生后，侯生和卢生就在一起私下议论说：
“始皇为人，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司法官，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人员。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依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来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爵禄地位，所以没有人敢于真正竭诚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而一天更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
秦法规定，一个方士不能兼有两种方术，如果方术不能应验，就要处死。然而占侯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多达三百人，都是纯良正直之士，由于害怕获罪，就得避讳奉承，不敢当面说出皇帝的过错。
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皇上甚至用秤来称量各种文件的竹木简重量，日夜都有定额，批阅达不到定额，就不让自己休息。他贪于权势到了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
于是二人就逃跑了。
两千年来，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相信了司马迁所记录的这段对话。
但程步先生认为，这些话不仅与《史记》本身所记载的秦始皇一贯从谏如流、信任大臣（秦始皇经常出巡）完全悖谬。而且，既然是私密的谈话，有杀头危险，他人又怎么可能听见？
——难道有史官在旁记录？
即便有人偶然听见，二人既已逃走，这段话，复述的准不准确，也难以判断。
在我们看来，尤其可笑的是，这两个人竟然以皇帝极其勤政为理由来拒绝为皇帝寻找仙药，管这叫贪于“权势”——莫非他们理想中的君王乃是只知道风花雪月，醇酒美人，却惰于政事的昏君？
或者是明代那种只知道采阴补阳、修仙炼丹，却不顾政务荒废，百姓死活的混账东西？
据说始皇听说二人逃跑，十分恼怒。他说：“我先前查收了天下所有不适用的书，都把它们烧掉。征召了大批博学之士和有各种技艺的方士，想用来他们振兴国家，平治天下，炼造仙丹，寻找奇药。
现在我听说韩终不辞而别。徐市等人花费的钱以数万计算，最终也没有找到奇药，唯有他们非法谋利互相告发的消息日有耳闻。对卢生等人，我尊重他们，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来诽谤我，企图以此加给我无德的罪名。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派人去查问过，有的人竟在妖言惑众，扰乱民心。”
于是派御史去一一审查，这些人辗转告发，一个供出了一个，始皇亲自把他们从名籍上勾掉，一共是四百六十多人，全部“坑杀”在了咸阳，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以惩前毖后。
据说，杀掉这些人后，始皇把更多的人流放到了边地戍守。
始皇的长子扶苏为此而规劝父亲：“那些儒生们全都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行。而今您用重法来惩处他们，我担心天下人心会因此而不安。”
始皇听了儿子的进谏，大为恼火，于是派扶苏赴上郡去当政委，监督蒙恬的军队。
以上是司马迁的记述。
据此，一般现代学者认为，秦始皇的确坑杀了许多术士，其中可能也有儒生，专门坑儒倒是未必。
然而，根据少数专家的深入研究：秦始皇坑儒很可能更是一桩伪案，在历史上根本就未曾发生过。
他们认为：由于焚书、收书，禁私学，秦始皇得罪了掌握话语权的儒生——秦始皇冷落儒生的结果就是招致怨谤，儒生们制造这样一个政治流言就是为了抹黑秦始皇，将他妖魔化。司马迁把这个事件作为信史写入史记，很可能是被人误导而已。
外国学者西嶋定生确信，《史记》对秦始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并不公正的否定性评价：“对秦始皇晚年的评价是非常之消极的”。
卜德（Derk Bodde）用细致的研究，否定了《史记》“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记载的历史真实性。
儒家一贯提倡为尊者讳，暗示为了正义或者他们心中的正义，可以篡改历史。后代品格低下的儒者为了群体利益，时不时也编造一段历史，以证其说。
东汉初年卫宏所作《诏定古文尚书序》中，就有这种胡编乱造的段子。
据卫宏记载：“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后，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他召集天下的儒生七百余人到京城咸阳，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硎谷种瓜。由于骊山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始皇暗中让人上奏，于是命令召集这些儒生讨论冬天长瓜这一奇事，儒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他们前往骊山实地考察。诸生到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休，忽然四面土石俱下，原来是秦始皇暗中派人从山上往谷中填土，这样，七百多位博士儒生就全部被活埋在骊山山谷之中了。
据说，后来，骊山硎谷就被称为“坑儒谷”，“愍儒乡”。
卫宏记载或者编造的这个故事简直近乎神话，非常可笑，一看就知道是在瞎扯淡。与“孟姜女”一类的故事一样，纯属无中生有、栽赃陷害。
这第二次的“坑儒”既然肯定是假的，那第一次呢？
著名学者李开元先生认为：秦始皇很可能未曾“坑儒”，也未曾坑术士。
他说：
“坑儒这件事情，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两千年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看成暴君秦始皇的标志性罪行之一。历史侦探在调查秦始皇疑案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秦始皇反儒的确切证据。
他在追查扶苏案时深入到坑儒事件当中，经过仔细的查阅寻访后，对这桩事件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怀疑《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后人的编造。由于这件事情不仅在秦始皇的一生中，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历史侦探决意在追究扶苏事件之前，先将这件事情的真伪作一初步的鉴定。
网上有一篇作者 “历史侦探”的解析：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方士侯生和卢生逃亡以后：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
请大家仔细阅读前面这段材料，请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注意以下三个疑点。
第一，“坑儒”事件中，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巿”，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历史侦探希望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士，“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士，往往用来指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紧接着这段记载，就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的事情了。这段记载的原文是这样的：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做了一个整理如下：
方士→文学方术士→诸生→“皆诵法孔子”的儒生。
体察这种变化，凭着职业的敏感，历史侦探觉得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第二，“坑儒”事件中，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上述记载，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依法定罪。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然而，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
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事例，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
由此看来，这段故事的细节不太专业，恰恰暴露了编造的马脚。
第三，“坑儒”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在坑儒事件中，方士“韩众”和“卢生”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徐福是与韩众和卢生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
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坑儒事件的影响，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反而是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愉快地生活。
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六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
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
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而罪大恶极的四大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坑儒这件事情，最早见于《史记》。
《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情。汉初的政论家贾谊撰写的《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贾山的《至言》也是专文讨论同一事情的名章，他们列举秦始皇的种种稗政时都只说到焚书，对于所谓的“坑儒”，没有只言片语提及。
“历史侦探”以为，这桩伪造事件的出现，可能是汉代的方士和儒生们捣鬼，他们在汉代政治舞台上前后登场以后，想要闹革命、抢风头，将自己打扮成秦朝暴政的牺牲品以求道义上的同情，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在这桩可疑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比较可信的史实是，扶苏对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对秦始皇过于急切的施政表示担心，所以曾经站出来劝谏秦始皇。
这个时候的秦始皇，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的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可以补充的是：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年长，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剑桥秦汉史》的执笔者认为：
坑儒或者坑术士“可能是不可信的”——“客观的考察表明，有充分的根据把它看作虚构（颇为耸人听闻的虚构）的资料，而不是历史。总之，似乎可以合理地断定，在司马迁用来撰写《史记》卷六的秦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他或者是从其他半杜撰的史料中取此说，并不加说明地把它与《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结合起来，或者更可能的是，司马迁死后一个不知其名的窜改者，有目的地把它加进了《史记》”。
马执斌先生也认为：
“坑儒” 或者坑术士之事“疑窦丛生，恐属子虚乌有”。它的“史料的来源不可靠。它不是来源于《秦记》，而是民间传说”。
这个民间传说，基本上由《说苑》以历史事实的名义，记录了下来。
《说苑》卷二十《反质》中说：
“秦始皇既兼并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从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以为秦东门。
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
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日：
“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至，仰台而言日：‘“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日：“ 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日：“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秀文彩，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
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之久，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日：“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日：“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出土文献证明：
虽然《说苑》编辑成书于西汉末年，但是收入其中的历史故事相当古老。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墓主据说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死于文帝十五年。墓中出土的汉简，有一部分与《说苑》和《新序》相关。
马先生认为：
《说苑》坑方士故事的第三段，才是整个故事的主体和中心，该故事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不过是为了引出这段故事的铺垫而已。这一段故事，是一段对话，一个典型的游士们擅长的游说之辞，一个典型的编造的天方夜谭。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虚构的“阿东之台”，秦始皇亲自登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落痛骂被捕的侯生“而车裂之”。
后面侯生的长篇宏论，都是空洞的说教，秦始皇悔恨释放侯生的情节，也是民间故事的俗套。
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对于这一段过于张扬的编造故事，没有采用，仅仅采用了作为故事引子的前两部分。
这些历史故事，源流相当古老，从战国以来一直广泛地流传，多是游说之士的学习材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的脚本。
这些历史故事的编撰者，往往是游士们自己……他们以古喻今，自吹自擂……
《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故事的出现和流传，应当在秦亡以后到汉武帝求仙求药，大尊方士之间（不是原文，是在下的重新排列）。
这些历史故事，到西汉末年经过刘向的整理，一部分被编入《战国策》，一部分被编入《新序》、《说苑》当中。——所以说“《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坑儒一事，本不足信”。
由于：《说苑》来源芜杂……编纂的目的是陈往事以讽今世，“以著述当谏书” ……为能说明问题，纵然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也照收不拒。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
马执斌先生认为——刘知几这话很中肯。考古发掘证实《说苑》中所讲的“前殿阿房”根本没有建成，对其宏伟气势的描述纯属虚构。下文所讲秦始皇抓到方士侯生，侯生历数秦始皇过失，而始皇最终有悔意，释而不诛，情节十分离奇。此故事“部分内容已被考古人员证实是虚构，其真实性自然要大打折扣”。
除了史料的来源不可靠，其二：
“记载“坑儒”事件的要素不细不全。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是构成历史事件的要素。《史记》讲述“坑儒”的时间明确，“（秦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地点不细，“咸阳”范围太大，没有卫宏所说“骊山陵谷中温处”具体；被害人物姓名缺失，当然四百六十多人的姓名太多，但起码应当能举出一两个代表人物的姓名；事情的过程还算完整。但总体看，《史记》记述“坑儒”事件要素不细不全，难以令人置信”。
他认为，司马迁师从“最早将秦始皇在文化上的暴政概括为‘焚书坑儒’的西汉著名经学家孔安国”。孔安国讲授古文《尚书》不能不谈秦始皇“焚书坑儒”，按道理，司马迁应当从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坑儒信息，而实际却没有。
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哪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疑问。
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产生影响。
他说：奇怪的是，司马迁久居长安，后来又把家迁到茂陵。茂陵就在咸阳……司马迁在《史记》上说：秦始皇将犯禁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儒生被坑杀的地点就在司马迁家附近。那么，一贯注重实地考察的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到实地去考察凭吊呢？如果司马迁到坑儒实地考察凭吊过，他一定会写出坑儒的具体地点，即在咸阳的某处，因为“其文直，其事核”是太史文章的特点。既然司马迁记述坑儒的事件做不到这点，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疑窦。
“《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完秦始皇坑儒故事后，特别指出：秦始皇还“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就是说，坑儒之后，秦始皇曾将此事大张旗鼓地昭示天下，让全国人都知道。那么，犯禁者姓字名谁、诽谤朝政的主要言论、某月某日被坑杀于某地，这些内容必然都要宣布，否则怎么“惩后”呢？
——既然当时全国人都知道，可到司马迁时代连一个犯禁者姓名、一条诽谤朝政的言论和具体坑儒的地点都没有流传下来，让《史记》留下空白，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心存一个很大的问号。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
《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
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同，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
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呢？
李开元先生认为“整个事件可能出自术士或者儒生的编造”，马执斌先生则认为“儒生更为可疑”。
他推断：
“秦始皇焚《诗》、《书》，禁私学，可以说彻底砸碎鲁诸儒的饭碗。鲁诸儒一定又恨又怕。陈涉起义以后，孔子八世孙孔鲋率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鲋当上了博士。这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孔鲋率鲁诸儒投陈王是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当事者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坑儒”的故事说不定就是孔鲋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初的流传范围大概就在鲁诸儒之中。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然而事实是：曾做过秦博士，到汉文帝时还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任过秦汉两代博士的叔孙通；在秦汉两代以教授《诗》闻名的浮丘伯；秦时为御史入汉当丞相的张苍，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没谈坑儒之事。这些事实，不能不令我们对秦始皇坑儒说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率先讲出“焚书坑儒”用语的，是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秦汉之际，非孔姓名儒都不讲坑儒，而孔安国一再讲坑儒，这对笔者的猜测是个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
学者们认为：
东汉儒学家卫宏的那个坑儒故事，更是经不住推敲，不仅纯属编造，而且是太不高明的曲意编造，稍微有点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说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便于突然袭击坑埋他们。
这种编造法，实在是幼稚得很。
北宋程大昌说：“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设诡也。”
——既然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诸生以古非今，犯诽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
事实上“七百诸生被征召拜为郎的故事，完全不合秦代的制度和历史，反映的都是东汉时代儒学昌盛的事情”。
在卫宏的故事中，被坑的不但有诸生，连博士也包括进来了。试问，那么多有名的博士，到底哪一位曾经被坑？——瞎编乱扯已经到了罔顾事实的地步！
入汉以后，术士与儒生争当受害者、殉道者，争当圣徒。以便争取统治者支持，即使本集团的烈士并不存在，他们也要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
毛泽东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可能正是以政治家的敏锐，看出了纰漏所在。较之文人的一味相信史籍，明显的高出一筹。
李开元先生说：
“《史记》关于秦始皇的记载，有太多的缺漏、错误和不实”。
“两千年来，秦始皇一直蒙受着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坑埋儒生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
他的结论是：
“一、焚书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焚书的记事，准确、可靠，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所以相当可信。
二、坑儒是伪造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三重伪造的历史。《说苑·反质》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动机在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二个版本。司马迁为了告诫方士行欺瞒必将自取灭亡，采用了《说苑·反质》故事的部分内容，加以改造写进了《史记》，他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作严格的鉴别。
四、《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秦始皇坑埋儒生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是东汉初年儒学的经师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加工编造出来的。”
“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
……“历史学的工作，当然也要涉及善恶对错的判断。采纳李斯所献的焚书政策，是秦始皇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过错。不管出于任何考虑，站在任何立场，用销毁文化典籍的政策来追求巩固统治，除了得到迅速灭亡的现实结果而外，还将得到毁灭人类文化的永久的历史骂名，可谓是反智愚民，蠢顽之极。
另一方面，依附于政治权力，在禄利的追逐中舞文弄墨的儒家经师们，他们不但将古典儒家典雅的文化精神变成僵死的教条，而且不惜伪造历史以谋求私利，他们既是阉割文化的变态者，也是伪造历史的造假者，可谓是曲学阿世，卑劣可鄙。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学是联通古今的知识系统。从更长远处想，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孔子与秦始皇间的人为的隔阂就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消解，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可以携手共进，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他人不可取代的贡献”。
李开元先生和马执斌先生的文章很长，有理有据、文采飞扬。
在下为了辩诬，迫不得已，只好零切碎割，以飨网友，希望有兴趣的网友，以后能直接去阅读他们的著述，以防被古人今人忽悠。
——须知“众煦漂山，聚蚊成雷”，“三人成虎，积毁销骨”。假话听了一千遍，难免误以为真理。
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古代历史是多重的镜像，“不仅有自然的失真，也有人为的改动和歪曲”（李开元）。非以各种文献互相比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证”（王国维），断难澄清历史的迷雾。
李开元先生的文章网上就有，譬如《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儒生们"坑"了秦始皇，精彩段落比比皆是，如：
“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真假参半，添油加醋”。
“……坑儒的记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的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之间，进而牵连到公子扶苏的命运。这段记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
《说苑·反质》故事，经过仔细分析，不过是“一派为方士脸上贴金的野语村言”罢了。
对于司马迁的坑术士记载，他说：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是，他耳朵长，爱听故事。他编撰《史记·秦始皇本记》，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诏令和石刻等材料，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比较枯燥，缺少故事文采。为了使记事更加丰满而有血有肉，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材料添加进去，这些故事生动有趣，精彩动人。但是，这些动人故事的可信性比较低，有些纯属超时空的天方夜谭，坑方士的记事，就是其中之一，属于不可信的一个。
司马迁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史记》是私家著作。司马迁编撰《史记》，有自己的著作宗旨和编撰意图。
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仙。
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他于是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你们早晚也要如同秦始皇坑方士一样被坑埋，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选用这个故事的意义，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他没有作严格的鉴定”。
“秦始皇坑儒，是一个比坑方士更荒唐的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
秦始皇“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不但没有坑埋儒生，说他坑埋了四百六十名方士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谎言。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剑桥秦汉史——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对于秦始皇真实思想的实证分析（网上有），其结论是：
“他的心态非常可能就是帝国时期广为流行的种种思想方法的交汇的缩影。在秦始皇统治下，秦决不像传统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商鞅的思想和制度的严格体现”。
焚书收书之后，秦国的学术仍然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钱穆所谓“秦亦有儒、有师、有博士、有著述，绵延至汉，初未全绝。谓秦焚书坑儒而学术中绝，固非也”。
章太炎总结说，他所知道的八位秦博士——周青臣、淳于越、叔孙通、伏生、羊子、黄疵、鲍白令之、正先，除了正先因反抗赵高被其所杀，其馀七人均不见受过任何处分。
其中，淳于越指责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是“陛下之过”，鲍白令之曾当面批评秦始皇“行桀纣之道”，秦始皇并没有惩罚他们。羊子著《羊子》四篇；黄疵著《黄公》四篇，秦始皇也没有禁止他们。
“博士之外的其他一般知识分子也有著述，如成公生“游谈”不化，著书五篇，零陵县令写过一封非难李斯的信。《羊子》、《黄疵》、《零陵令信》等，或为儒家者言，或为名家者言，或为纵横者言，而秦始皇和李斯均未对他们如何”，“宫廷之外和民间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事论著或游说四方”——“一切无所穷治”。
他把原因归结为秦始皇出身高贵，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而李斯是大儒荀子的学生，他们热爱文化超过了历代君主。
其中鲍白令之骂秦始皇载于《说苑·至公》，恐怕也是齐东野语。
（注：秦博士七十余人，知名者据说凡十七人，如周青臣、羊子、黄疵、正生、李克（著《李克》七篇）、伏胜、淳于越、鲍白令之、桂贞、叔孙通、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等等。）
扶苏表面上似乎是因为反对焚书、反对禁私学，被老爸撵到了上郡。
但政治家往往是举止皆存智，行藏善用贤，嬴政此举，很可能只是想让儿子历练一番，且掌握军权，以便接班。
秦国统一之后，军队应该已经大量复员——从秦始皇销兵铸金人，化剑为犁，可以想象。后来秦军又一次南征北战，南征胜利之后，五十万南征军恐怕大部分也已经复员（制度如此），唯有长城沿线驻军，因为匈奴还没有消灭，保持着三十万人的完整编制。
秦朝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和常备兵制，除了募集来的少量长期服役的锐士常备军，一般是年满17周岁的青年男子一生中到都城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屯边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遇大规模战事服役期不会无故延长。——则秦北部边军虽然人员大部分经常轮换，但总兵力不变。
扶苏与蒙恬统领的三十万北部边军防卫着秦帝国的北疆，从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一直到朝鲜半岛，实际上是秦帝国唯一的精锐军团。
嬴政把儿子派到那里，掌控重兵，几乎等于是公开了扶苏的太子地位。上郡密迩京畿，估计总兵力在十万上下，完全可以随时左右政局。
秦始皇贬斥扶苏，很可能只是在做戏，就像他与齐王田建结拜兄弟是在做戏一样。他很可能是不好意思直接派扶苏去接收北部军，表示对蒙恬的不信任，于是假装发怒、假戏真做，趁机把自己非常放心的以忠孝仁义著称的儿子派到了那里。
可惜的是扶苏也许是儒书读多了，太过憨直，完全不具备政治家的洞隐烛微、机谋权变，明明老爸已经把江山给了他，却会硬生生让别人抢了去——真是榆木脑袋、不可救药，可悲可叹！
“坑儒之事”既属虚构，则扶苏拿孔子当挡箭牌，替儒生们说情自然也是子虚乌有。
但扶苏平时深爱儒学则是可以想象的，始皇帝的少子胡亥虽然奉命学法，却也是满嘴的忠孝仁义——这就证明了秦始皇虽然以法治国，却是以儒学来治家的，也证明了秦国早期崇儒崇礼传统的复归。
秦迁居文武之故里，曾经竭力学习西周文化，《尚书》末篇载有《秦誓》（妹妹我思之）。观此誓词足见穆公之宽仁博爱，深染周风，秦穆公自视为中国，宣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正是典型的周家正统（包括法度！）”。孔夫子也认为秦穆公可以称王天下，认为当五霸是委屈了他。
关于坑儒、坑术士，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恩师去汉中定军山访问武侯时（魂升魄降，墓葬中有魄）我曾经请师父代问：祖龙是否因曾经坑儒、坑术士而于后世贬居蜀汉？
武侯之魄的回答是：纯属冤屈，并无此事。
魂升魄降是什么意思？
我听师父讲过：人的身上有许多灵体，最主要就是魂魄，魂魄结合再加上身体才是完整的生命。
魂是我们的心识，死后往往凭依于炁，上浮于天，成为游魂；
魄是重浊的灵体，死后附于尸身，或者骨殖。
“魂升魄降”，指的是这个。
魄是心识的依止处，再转世，魄先入胎（大概是男女媾精之后），主宰形体；
魂则在临盆前进入（不一定全一样），主控人的精神思想类活动，所以说堕胎属于杀生。
魂属阳，魄属阴；魂轻而魄重；魂主而魄辅等等，应该是它们的区别。一般说来，人有一个魂，几个魄（一般人是不能分魂的），转世都是魂找魄。
譬如说，诸葛亮死了，魂上天了，但他在定军山留下的魄还存在，与灵魂还有联系。一个人神通广大，就可以前往与他对话，询及生前的种种情形，宛如平居。
后来有位师父到上面去，我请他老人家代查天上档案，还是非常奇怪的找不到任何记录。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开始怀疑《史记》的这一记载可能有误。
时至今日，幸好经过中外学者们共同努力，解开了这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