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轮转的祖龙——秦始皇帝嬴政（赵政），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
我们走过了原始民主时代，走过了封建半民主时代（柳翼谋先生说：“夏商周之时，人民得尽言于天子之前，天子有疑，且谋及于庶人”。“天子卿士皆反对，庶民藉龟筮之赞成，亦可以使天子卿士放弃其主张，而从庶民之说。”），走过了中央集权君主时代——即将走入工业社会民主时代，而中央集权君主时代就是由秦始皇帝开创的。
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合理性——在这方面，我们既要考虑人的内在渴求，也要考虑生产力水平，信息传播速度等方面的限制。在综合考量下，追求它能带给我们这些政治共同体的组成者们以最大化的利益。
经过两千多年，历代学者的深入研究，秦始皇帝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许多卓荦之士的共识是：
面对春秋战国烽火连天，生灵涂炭，诸侯混战的五百年乱局，嬴政在历代先王奠立的雄厚基础上，挥戈四向，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称皇帝，建帝国，废分封，置郡县，实施中央集权。随后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筑驰道，置驿站。销兵镝，迁富豪。开启土地私有，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一度量，一伦理，一法度、以法治国，倡行教化。
——对于中国的统一，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华民族之形成，两千年新政制之形成，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他的文治武功，震古烁今。
所谓“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功如丘山，名传后世”——足称千古一帝。
柳翼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说：
“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
在古代，中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甚至三十以上，由于中国是世界的龙头。秦始皇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更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君主。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并没有造成统一的帝国；恺撒，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统治时间也只有几百年。
由秦始皇帝开启，由汉高祖皇帝最后凝聚成形的中华帝国则延续了两千多年。
嬴政是个英明的君主，谦恭，豁达，仁厚，深邃，敏感易怒。他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心存侥幸，所以犯下了几个重大错误，竟为日后的狼烟四起、国灭家亡埋下了祸根。
在以后的轮转中，祖龙汲取了教训，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即使背负杀兄逼父、屠戮功臣、“搞文字狱”的骂名，亦在所不惜。
名声不佳、试验性的秦帝国之后，经过血流成河的多年杀戮，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优越，并在不断改进中，把这种形式的政体保持到了19世纪末，保持到了农业社会的结束——与铁器时代相始终。
虽然“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但“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始皇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为中国其后两千年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奠定根基的巨大作用，焉可抹杀？
当代中国有许多半吊子的民主人士，头脑简单、不懂历史，就因为秦始皇帝开启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先河，而对他深恶痛疾、肆意谩骂；上焉者亦心存芥蒂，颇有微词。
此辈可谓不识时务，不知变通，山陬海曲，偏狭一得之士，未闻君子之大道。
“政治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正义”（柏拉图），使人类在互助中得到幸福，追求政治共同体精神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培养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使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共同体则要建立起公正的秩序——达到至善。
这一目标，决非“民主”二字所能概括。
选择怎样的制度，端在“因时制宜”。
祖龙造人之初，众神自天而降，从高层空间把数千人类推入我们的空间，人类都是以青年男女的形式突然出现，仿佛因业力而化生（佛经说劫初之人为化生，有一定道理）。
这种“天体平人”毕竟都有神通，可以大致看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惊魂甫定，阴阳吸引，男贪女爱，结为眷属。当此之际，唯有家庭，无所谓政治组织（四万八千年前）。
彼时人类“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进行着没有规则的乱交。
嗣后人类结队迁徙，以一个又一个家族的形式（太大的群体土地出产无法支撑），抗拒豺狼虎豹、采集狩猎，在欧亚、美、非、澳各个大陆过着流动生活，“政治组织”与“大家庭”依然重合。
然而他们渐渐认识到了上天确立的法则，开始禁止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开始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内部禁止通婚，开始族外婚，使血缘群体转化为氏族。
最后冰期结束后，农业兴起，人类开始定居，在氏族内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一切公共事务由全体氏族成员（都是亲属）协商决定。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毫无私心，乐于奉献。——与高层天国的制度非常接近。
氏族之间以婚媾联合，组成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地位平等，部落最高首领由各氏族推选产生，或者德高望重，或者神通广大（一般都是法力高强的巫师）。各氏族首领组成部落议事会讨论决定日常公共事务，重大事务由全体成年人决定。——如果生活在八千年前，我们自然会选择那样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今天各党竞争、互相攻讦，多数可能否决少数的代议民主。
国家的产生，源自内在日益复杂的管理要求与外在日益剧烈的部族战争。
农业社会，人口爆增（估计增加了四十倍到一百多倍），人类群体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由于中原各民族并非商品民族，地域关系不可能取代血缘关系。由于大家族没有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进入广义的封建社会（黄帝王朝有人称为酋邦，已经“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只是没有世袭）的动因显然不是因为内部的阶级斗争——就像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上所说，而是“部落间日趋激烈的征服战争”（柳宗元等许多中外思想家）。
生活在四千数百年前，兵连祸结。我们自然留恋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上古民主时代，但是我们有选择吗？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人类有时适于实施君主统治，或者分权，或者集权；有时适合实施选举下的民主政体，或者代议、或者直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生活在青铜时代，面对着那样的生产技术——农业以石器与木器为主，手工业使用青铜工具。面对着那样的人口基数——夏朝全中国二百多万人，与现在人口差六百多倍。面对着已经退化的人民（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重视上下等级；殷人贵富—重视财富），人们既不能退回部落民主时代——没有天下共主，对外就是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也不能前进到中央集权的君主时代——森林空地极多，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不允许一个君主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
那时候，分封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夏代，天子以夏邑（不是一个）为中心，直接统治一块不大的领土。诸侯或者分封，或者追授过去的部落、方国首领，以路途的远近分别纳贡的多少。那时的夏商天子，就是一个国际警察，只求各国看在天子的面子上，安分守己，不要刀兵相见，也就万事大吉了。
那时的中国，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地位，政治地位决定经济收入。贵贱穷通，一个人出生时就差不多已经定好。虽然不公平（亲亲之后才是尊贤），却也没有办法。
这种制度，正如柳宗元所说：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分封制优点很多，但废掉它却大大有利于君主），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
三千诸侯归商，商汤才灭掉了夏桀，八百诸侯归周，武王才战胜了殷纣。周武王岂不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自己的经济、文化。一旦中央衰弱，诸侯必定会弱肉强食，互相吞并，早晚会天下大乱？——“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然而现实政治不允许他可着性子胡来，迫不得已，他也只能因势利导，尽量多分封自己的亲族，以为藩辅。
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条件不具备，会去呼吁“民主”吗？
到了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又一次飞跃，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水利的兴修，土地的大量开垦与私有，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人口猛增，促使兼并战争日益白热化。秦始皇帝通过战争，确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国家，从分封转向郡县、从分权转向集权，也只是顺应时代潮流、因势利导而已。
顾炎武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
在那个时代，可能实施“民主选举”吗？
分封制有种种优点：权力分散，上下可以相互制约；各国自治，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贤人、百姓都可以用脚投票；君主也不敢过分暴虐；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可以极大发挥。社会的发展往往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会有一次大爆发。
而中央集权社会呈现的，更像是算术级数增长，到了拐点还会盛极而衰。
然而分封在国际上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所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封建时代”之后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出现，仿佛黄河在奔腾咆哮之后进入了缓缓流淌的下游。
中央集权国家取代封建国家，完全是一种自然趋势。在铁器时代，你可以汲取封建的优点，却无法改变郡县制的主导地位，穿越到那个时代去提倡“民主自由”更是可笑之极。
帝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辉煌时代，中国古代的经济成就、科技成就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代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时代，每一次搞实质性分封都会导致一次战争。生活在汉唐宋元明和清朝前中期，你既不能倒退回三代，也不可能在没有工业技术的支撑下，在这样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国内，提前实施代议民主。——西方古代思想家大多赞成君主制度，不是他们没有良心，不同情人民，赞赏专制暴政，而是因为那样一来，整个社会只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最后老百姓还是一无所得。
中央集权的积极作用是：
有利于国家统一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
在统一的环境下，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它的消极作用是：
皇权容易演变为专制（古代中外也有分权制衡，譬如常常将军事、民政、财税、司法、监察等权力分拆），演变为暴政，官吏腐败不可避免；
在思想上惯于独尊一家，在治理方式上不够灵活；
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削足适履，在所难免，箝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
但它毕竟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制度抉择，把中央集权君主制完全当成是一种罪恶，实在是有失偏颇。
与工业社会适应的，是“民主制度”（古代民主只适合小国）。
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很晚（要从洋务运动算起），晚清可以走向民主，中华民国可以走向民主，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更是具足了一切条件走向民主。
纵观历史，君主制、民主制都是人类可能的选项。层次较低、业力甚大的人类社会，自然会呈现出政治制度上的五光十色。
秦始皇帝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帝国，功在千秋。
那些迂腐腾腾、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把现代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归罪于两千年前的古人，可谓是海外奇谈、荒谬绝伦。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