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成立于清末——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八年历史。
革命党人（国民党前期）发动领导武昌起义，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成功，军阀混战的中国宣告形式统一。
中国国民党深受苏俄恶劣影响，在夺取政权的中途，蒋介石就开始清党，杀戮异己，背弃民众。
攫取全国政权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一党专制的反动统治，剥夺了人民大部分民主权利，美其名曰“训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1947年正式宣布实施“宪政”，但言不由衷，有名无实，弄虚作假，属于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自欺欺人。
逃台后，国民党宣布戒严，冻结宪政体制，实行特务政治，白色恐怖，导致人民权利再次在法理上失去保障，直到蒋介石去世。
随着国际与岛内形势的发展，1986年蒋经国提出了“政治革新”主张，对国民党进行第三次改造，由“一党专制”调整为“一党执政、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
一九八七年七月，国民党在一代伟人蒋经国先生力主下，解除在台湾实行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 终结了威权统治。随后更进一步开放党禁、报禁，恢复宪法权威，服膺普世价值，还政于民，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金光大道。
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国民党人在第一次中华民国总统直选中获胜。
民国八十九年（2000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第二次中华民国总统直选中挫败，顺从民意，交出执政权，成为在野党。
民主进步党人陈水扁胜出，成功地实现华人历史上首次的政权和平转移，象征着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渐趋成熟。
民国九十三年（2004年），第三次总统直选再次败给民主进步党。
民国九十七年（2008年）三月，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在第四次总统直选中终于获胜，5月20日就职，中国国民党再次成为台湾执政党。
民国一百零五年（2016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成为台湾首位女性领导人，并成功连任，成为近代华人当选的首位女领导人。
国民党再次执政后，在两岸关系上，开始全面清除李登辉、陈水扁的分裂路线，回归“一个中国”——强调国民党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希望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基础上，追求和平稳定，建立军事互信，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尊重台湾人民意愿的前提下，逐步迈向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最终统一。
国民党人希望两岸暂时搁置政治争议，从事制度竞赛，共同塑造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现代化国家。
为此，国民党领导人采取了积极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加强全方位交流，开放“三通”。推动城市交流、政党交流、高层互访。推动两岸经贸松绑，促进两岸资金、人员及资讯转移，建构东京、台北、上海“黄金三角”等各种措施。
回顾既往，历史的惨痛教训是：
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能够长期自律、自我节制闻所未闻。
一个政党，抛头颅、洒热血，坚卓奋斗之时，加入的多半是仁人志士；
一旦掌握无限权力，安享富贵尊荣，打破脑袋挤进去的，大抵都是心怀叵测、狼心狗行之辈，无耻小人居多；真正的君子反倒不屑与之为伍。
本人就曾经上百次听到人们用种种“好处”——大学加分，考公务员，进国企优先，可以当官捞钱，可以名利双收，甚至犯事可以减刑，可以免死……等等，劝人入党。
真是“嘴上喊着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粗鄙不堪，令人齿冷。
要逃脱这种人亡政息，日趋下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只有实行民主——正如毛泽东所说。
“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之时，正是一个政党开始面临危险的时刻。
国民党人在大陆独掌政权，实行了近20年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并没有为进入宪政民主创造条件（虽然国民党人宣示的终极目标是宪政民主）。
汪精卫就曾经公开说：“我们国民党流血打出来的天下，岂能由你们说开放政权就开放政权，说实行宪法就实行宪法”。——这与某军头，所谓“共产党的政权是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的蠢话一样混帐，如出一辙，都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朽封建皇权思想阴魂不散，死灰复燃。
历史的真实是：
孙中山和早期革命党人的革命理想，就是要把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交给选票选出来的政权，还政于民，实施民主宪政。
历史的真实是：
中共取得政权的两大法宝是：“自由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理念”，“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土地政策”。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呼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要求人民直接选举官吏和代议士的文字比比皆是，连篇累牍。
《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此类文章更是不胜枚举、汗牛充栋。譬如：邓小平先生1941年疾呼：“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根据地、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当年的确也实现了民主普选，一人一票。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文盲，没法填选票，党就发明了“投豆法”——从来没有说人民文化素质低，所以不能实施普选。
正如《炎黄论坛》王克明先生所说；“五十年间，所有烈士，三千万人，没有一人是为建立新的一党专政而献出生命的。”
长期垄断政权，使国民党变得腐败不堪、臭名远扬；党内离心离德，分崩离析。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如山呼海啸，震天动地。以至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
国民党迷信武力，坚持独裁，坚持一党专政，不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就是：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覆灭。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我们在诅咒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时，为了公正起见，也不能不指出：国民党毕竟是孙中山建立的，起初也是革命党，“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至少是他们纸面上的纲领。
从南京政府成立，开始“训政”（一九二八年），直至败退台湾，国民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政治蓝图，始终企图在大陆继续推行“地方自治”，让民众行使“直接民权”，“移官治为民治”，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为真正施行宪政做准备。
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政治权力是人类个体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通过让渡“权利”而产生。
个体可以让渡权利，也可以联合起来收回自己的权利。
——“地方自治”必须建立在“公民自治权”的基础之上，以法治为前提，以民主为依托，否则肯定不会完善。
国民党强调国家本位，强调中央集权，认为“地方自治”是由自上而下的授权所衍生。
既想打民主牌，又恐动摇其专制统治，心不在焉、首鼠两端，终于使所谓“地方自治”演变成了土豪劣绅的独霸一方，演变成了保甲制度的外包装，就像现在的许多村民委员会被党组织，被地方黑恶势力所控制一样——中国人近半个世纪的（自清末开始）地方自治实践，实际上是以失败而告终。
失利逃台之后，为了收揽民心，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国民党以更大的诚意开展了地方自治运动，省主席陈诚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除了实行三七五减租，搞土改，搞各种经济建设，还实行了地方自治，以求所谓“在政治、经济上胜过共匪”，立于不败之地。
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已经迫使日本设立州、市议会，争取了部分自治权（日本国内是地方自治的）。
在1950年前后，台湾制定颁布了16项地方自治法规，首届县市长选举1950年正式举行。
1951年1月7日，首届4个县市长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人在基隆和澎湖取胜，而在台中和台南两市失利，市长为党外人士夺得。蒋介石在总结选举时，号召尽量支持、协助党外人士，并检讨国民党的失利，表现出了开明的一面。
1951年9月下旬，首届县市议员选举完成后，蒋介石发表讲话，希望议员：“能够至公至正、必信必忠，来领导一般党员和非党员…在生活、工作上能够刻苦自励，为民服务，为民除害，接近群众，深入群众，而后才能领导群众，实行三民主义。”
对台湾“地方选举”与“地方自治”，有人评价颇高，有人恰恰相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随着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崛起，台湾的地方自治政治日臻完善，譬如1977年11月，台湾就同时举行了“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行政首长等“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不少候选人以“党外”名义参选，在野政治势力迅速膨胀，已经具备政党意识。
七十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号召和平统一。
八十年代，岛内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世界范围内专制独裁政权相继被人民推翻，美国也汲汲敦促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民主。
正所谓“时代在变、局势在变、潮流在变”，给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一九八五年，台北“十信弊案”爆发，证明“严规”、“严打”效果有限。蒋经国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严厉警告。
1986年3月，在国民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主张，之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等等。
——国民党终于决定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
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质变，开始由专制政体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这时台湾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987年人均GDP到达5350美元（2011年，大陆人均GDP才达到5546美元）。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初，反对阵营组成“党外推荐团”，建立“准提名制”，新政党已隐约成型。1986年增额立委选举前夕，党外民主人士正式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面对军方的武力干预请求，蒋经国以“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作答。——成就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挽回了自己父亲的部分声誉。
1987年7月15日零时台湾正式解除戒严。“解严”后不久，许多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就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蒋经国，宣泄愤怒，连番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游行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了“老贼下台”的标语。
面对这种情况，蒋经国没有退缩，他对抗议者不予计较，一笑置之，并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选民的支持，必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解严”后，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逐步（都是省级单位）开始直选。
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直选。——台湾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光荣代表。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正副总統、立委、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以及各级民意代表，无一不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彰显了民主政治“主权在民、政治竞争、多数统治的内涵”。
2000年，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台湾长期一党专制局面，正式宣告结束。
民主终于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泾渭汇流。
庞俊峰先生说：“台湾地方自治进程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从来没有不合适搞民主的人民，只有不给人民实践民主的当权者。”
去世后的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迅速成了台湾人民的偶像。
20多年后的今天，蒋经国先生声誉日隆，深受台湾民众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戴。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230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凭吊者，每年都有100万人次左右。
蒋经国执政时期，被公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事实告诉我们：
要求民主并不是颠覆国家，改朝换代。
不管哪个党执政，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中国还是中国。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受到损失，不能再胡天胡帝，肆意贪腐，整个国家，全体中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受益。
“退一步海阔天空”，实行民主化后国民党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强壮、更得民心！
2007年末，国民党2000 - 2007年的在野时间期间，林明理先生发表《我们是否可以如此解读国民党》，其中写道：
国民党前发言人张荣恭2005年做客东森电视台时，大陆观众问：
国民党在台湾开放了党禁、报禁，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权的丢失，国民党为此后悔过吗？
张荣恭答：“不！国民党从上到下没一个人后悔。应该说，是我们国民党在台湾开启了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我们为此感到自豪。蒋经国先生也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民进党能在台湾上台执政，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我们尊重人民的选择。民进党做得好，我们国民党在台下就做个负责任的称职的反对党，为台湾人民监督好执政党。民进党如果做得不好，国民党2008年还有机会。我们相信台湾人民不会选错。”——可谓坦坦荡荡，掷地有声。
连战主席在野之际，在北大演讲时仍然对蒋经国先生当年“开放党禁、报禁”表达出由衷的赞美。
我们不能不感慨：
当年那个鼓吹“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鼓吹“以党治国”，对政治反对派实行政治上军事上乃至肉体上予以剿灭，被高喊反对一党专制、争取民主自由口号的共产党以武力赶至台湾岛的“反动派”国民党，早已走出历史迷雾，早已卸下历史包袱，早已抛弃一党私利，早已跟进了历史潮流！
上台执政固然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下台在野做反对党也同样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监督好执政党，这不同样也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这不才是真正的最彻底的“除了人民的利益，丝毫没有自己的私利”？
台湾民主的深化，2008、2012、2016年三次和平大选，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自豪感，也赢得了海内外中国人与国际社会的一致高度赞誉。马英九在龙年伊始甚至说，民主替台湾在面对大陆时，建立了一个隐形的安全网。
台湾民主化产生的唯一副作用，就是出现了台湾人所谓“愈懂大陆，愈爱台湾”现象。两岸形成了制度鸿沟，令“台独势力”有了口实。
——这就要求我们迅速启动政治改革，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纠缠、胁持，跟上世界历史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
抛弃中国人蝇营狗苟、弄虚作假，结党营私的千年恶习，见贤思齐，居安思危，早日开放直选，还政于民。
“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先生在网络问政时的断言可谓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