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的首创（当然它也有奴隶制这一重大污点），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奠定了全球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原始时代数万年的民主政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柏拉图歌颂专制的华章《理想国》，同样是人类政治史的滥觞之作之一。
雏风初鸣，声闻于天，影响极为深远。
柏拉图“谴责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主义的高尚和极权主义的必要”，开创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法西斯的国家至上主义以及马克思乌托邦集体主义的先河（波普尔），使民主与专制的缠斗，理论与现实中的殊死较量，一直持续到了今日。
柏拉图的批判并非全错，却太嫌过分。
雅典人把民主搞成了暴民政治，的确应该予以谴责并加以纠正。
“但他的批评却为人类种下了反民主的极权主义的种子”，“看似美好的‘理想’，彻底消灭旧时代‘罪恶’的社会制度，建立无限美好的理想王国，哲学家做国王、人人从事适合本性的职业”，一旦付诸于实践，便导致人类文明的浩劫、极权主义的来临，以计划的名义使国家经济紊乱和生产倒退、社会生活的单调以及人权被肆意践踏和罪恶横行。
总之，导致整个社会的非理性主义蔓延，而且破坏力更大。
“因为它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的名义召唤人群，所以更具有欺骗性，从而带来更为巨大的祸患。这个教训当然是人类在廿世纪才获得的”（蔡禹僧先生语）。
柏拉图具有极高的文学天赋，笔力雄健，文采飞扬。
他有足够的本领把一个荒诞无稽的白日梦描绘的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足令顽石点头，天花乱坠，足以误导后人，遗祸千载。
“在《理想国》以及后来的所有著作中，他的理论主要是对平等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有力挑战”（波普尔）。
柏拉图《理想国》最为不同凡响之处，是善于“用公正和正义的名义维护理想国中森严的等级制并限制个人选择和个人自由”。除了“哲学王”之外，其他人都是傀儡。
既然绝对权力绝对地产生腐化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把正义寄托于哲学王的所谓智慧和公正显然是愚蠢的。
谁又能保证哲学王永远品德高尚，大公无私？
更成问题的是：
“哲学王如何诞生，他是被某个集团指派还是自封，哲学王如何选择接班人？”（蔡禹僧）
纵然真有“哲学王”其人偶然出现，像穆罕默德一样不图私利，死时遗产只是几捧大枣。谁又能保证他后续的哈里发不会变质？建立起庞大的土耳其后宫，压榨人民，穷奢极欲？
人不是神，人都是善恶混合之体。有肉体就有罪性，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倾向。看见好吃的都想咬一口，看见美女都会动淫念（所以说能战胜自己的就是圣人），昙花一现、没有七情六欲的哲学王，根本靠不住。
所谓用特殊材料制成，不食人间烟火，永不变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更是纯粹的瞎扯和忽悠。
一旦垄断了绝对权力，失去外在制约，他们腐化的比谁都快。钞票、二奶、豪宅、名车、绿卡一样也不能少，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只有未谙世事的儿童、神经短路的白痴，才会相信所谓不谋私利、立帮为公之类，不着边际的鬼话，才会相信那种十分拙劣的江湖骗术。
两千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继承了柏拉图的衣钵，发扬光大，设计出了一连串的乌托邦。这种理想国“一再赢得狂热的支持者，结果深受其害的是供实验用的豚鼠般的人”。
无视人性的弱点，排斥监督，妄称十全十美的极权主义“理想国”，一旦搬入现实世界，没有一个不是迅速异化，演变成谎言充斥，暴力横行的恐怖社会。
“以高尚理想开始，以灾难、贫穷、疯狂、覆灭告终”。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人民，二战后的东欧和亚洲各国人民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甚至无端失去了生命。
蔡禹僧先生指出：
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者，更具欺骗性。
他们并不承认自己在搞独裁暴政，他们经常打着自由与民主的幌子，甚至把国号定为所谓的民主共和国。
他们运用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和辩证法颠倒黑白、颠倒是非。
利用人们对科学的迷信，把面目狰狞的极权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鼓吹为了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为了将来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有权力牺牲一部分人，有权力对个人自由进行干涉和压制，直至杀人放火。
“民主”与“自由”在极权主义者那里，通过黑格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辩证法，已经变成了杀人哲学。
根据这种哲学，你可以杀死一个犹太儿童或地主富农的子女，不必受什么良心谴责。
他们似乎忘记了，民族、国家是由单个人所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了个人自由，那么民族、国家的“自由”意义何在？
真正的“自由属于现在，每一代人的自由和幸福都不应该被牺牲，无论为了怎样崇高的理想”。
对工人阶级，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往往会掩盖极权主义的本质。
“一个貌似天使的魔鬼，其实比面目狰狞的魔鬼更可怕”，也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灾难。
柏拉图向壁虚构的理想国尚有诸神的外在约束，不至于太过离谱。
而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理想国”，则建立在浅薄幼稚荒谬可笑的无神论基础之上，危害更大。
我们已经看到：
建立在无神理论基础上的极权主义的魔性大发，是怎样把北朝鲜、民主柬埔寨等国家彻底变成了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