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农牧业文明，人类选择的文明路径各不相同，五花八门。
陈炎先生认为：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形式，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印度，都需要用法律、伦理和宗教来协调社会的运转。
其顺序大致如下：
（1）西方：法律、宗教、伦理；
（2）中国：伦理、法律、宗教；
（3）印度：宗教、伦理、法律。
西方是以“法律”为主的社会，中国是以“伦理”为主的社会，印度是以“宗教”为主的社会。
综合许多学者及本人的认识：
印度文明
很显然，印度人继承了先天原始时代的遗风，一如既往，宗教优先。他们倚《吠陀》而创婆罗门教，以宇宙背后的终极本体梵（就是真空场）及梵的显现（梵天、湿婆、毗湿努）为枢纽，孕育了伟大的宗教文明。
印度人力求出世，在苦行中获得解脱。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国家都是不死的灵魂在轮回中一个小小的驿站，简直是一种负累。所以印度人尊师重道，神人沟通第一，师生关系比家庭关系还要紧密。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衍生出了种姓制。印度人的基本单位就是种姓，人与人之间不仅有差别，而且等级森严。不同种姓及名目繁多的亚种姓的人之间，因害怕染污互不来往、严重隔绝。父子、兄弟之间，也缺少感情联络。
每个印度人都希望获得神灵的惠顾，却没有兴趣与他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义务式的。
较低种姓的人为较高种姓的人提供单方面的服务，并认为这是神灵的安排，是需要忍受的自己今生的命运。
印度的社会凝聚力很弱。
中华文明
中国人另辟蹊径，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或黄土高原上聚族而居，因人口膨胀，战争融合与兴修水利缔造了一个大国。
商品经济（由于陆路运输成本高于海路几十倍）不甚发达，氏族分化程度有限。
土地也没有完全私有化，氏族内部的血缘纽带十分牢固，故大搞祖先崇拜，强调血缘关系神圣。
天子分封（或者给土著一个名分），诸侯分封，卿大夫再分封……大宗—小宗—大宗—小宗，环环相套。
从天子起直到士及庶民，以血缘婚姻关系，合天下为一大家族，“国”是“家”的放大。
“社会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远近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是为“宗法”社会。——在家里谁讲法律啊？“人人平等”自然也不存在。
父母长辈可以责骂子女，子女却不能责骂父母长辈。
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先“礼”而后“法”，温情脉脉，使人在温、良、恭、俭、让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温暖。
人牺牲了自由，却获得了归属感，获得了家族的强大支撑。
中国人的基本单位是家族，“由于年龄、辈分、级别、地位上的种种差异，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而保留适度的差异，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沟通”。故人与人之间讲互惠而不是交换，讲差别而非对等，讲情愿而非契约，讲仁爱而非博爱。
中国人用世俗的比较模糊的道德伦理来约束自己和他人、凝聚所有人（凝聚力极强），而不是用冷冰冰的条分缕析的法律构造社会。
“中国人倾向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而对神则抱以消极的态度；印度教徒恰好相反”。
西方文明
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后来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都是海洋文明，可以统称为“西方文明”。
它们以远洋运输为主，大量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皆由海外移民建立，很多已经消弱甚至斩断了原始氏族的血缘关系。
大家都是漂泊的异乡人，甚至是“单子”，身处陌生社会，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为了维护私有财产，锱铢必较，经常武斗，发动战争。打斗之后协商，一般都是各方相互妥协订立社会契约，所以政治哲学、法律文化相对更发达。
政府该做什么，别人该做什么，自己该做什么，白纸黑字、一清二楚，故有法律上所谓“公民”概念。往往凡能自备甲胄武器者都是公民，许多城邦是公民平等，外邦人无权，奴隶和牲畜垫底。
西方文明坚信人格平等，连帝王也无权剥夺所有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交换的、对等的、契约式的、商业化的。
而在情感上，则主张相互尊重和均施博爱，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动，用信仰来凝聚人们的精神。
——概而言之，古希腊的“城邦”是法律的集合，自由以孤独为代价，凝聚力中等。
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中国人可能会勉强接受，印度人则恐怕会嗤之以鼻。
以上三种文明，基本上都是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自然选择。
对我们来说优劣难言，可以各取所需。
今天的世界，是商品经济、城市文化，熙熙攘攘，争名夺利，主要应以法律维系，以宗教引导。
未来的世界，是天下一家，每个人都是法身上帝的儿女，道德伦理自然会逐渐排斥法律。
以宗教引导，以伦理约束，法律日渐隐退，而印度的修炼文化也会被高度重视。
谈到法律与政治，我们不得不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被誉为“西方政治学之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