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应有权利与天赐权利，我们就要再一次谈到自然法。
在西方人眼里，自然法是一种矗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之上，昭示绝对公理或终极价值的正义体系，类似于中华文明中的所谓“道”或“天理”，它既包括道德理论也包括法理学说。然而对于自然法，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开始，学者们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就已经颇多歧义，相互龃龉。——人们或者把它追溯到原始社会，追溯到人的自然本性，或者把它追溯到神。
大家所一致同意的只是：自然法是确定法律主张的先决要素。无论是远古的习惯法，还是现代的制定法，都须与自然法一致。在这种意义上，一部非正义的法律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法律。——自然法以实现人类幸福（现世的安乐，加上来世的救赎）为鹄的，不合理就是不合法。
自然法主张“天赋人权”，意定法（即因当事人双方意见一致，达成利益平衡而形成的法律，它不根据推理演绎而获得）主张“人赋人权”，但寻根究底，意定法的制定离不开自然法，离不开人的理性。
古典自然法总是追溯到神。文艺复兴之后，泛神论、自然神论、不可知论、无神论广泛流行，自然法与天法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所以此后的学者们更习惯以自然状态，人的原始本能加上理性，即人的本性为边界，来探讨天赋人权理论。
（古代东方流行泛神论，认为神寓于宇宙之内，自然法则就是道，人类遵循自然法则即可。
否认神的位格，以及上帝创世之说，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不再对宇宙进行干预，此后的宇宙由牛顿力学支配。——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等主张天赋人权的重镇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认为，上帝的本质是理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创世之初被上帝所赐予的道德律。人仅凭对自然规律和道德律的思考就可以认识上帝。
自然神论者认为传统基督教有不少缺陷，真正的上帝完全合乎理性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
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等人提出了“自然状态”下的国家起源学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订立契约而形成的。胡果·格劳秀斯甚至直截了当把自然法的起源归结为人性，他声称：自然法连上帝都不能推翻——“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是祂不在乎人类之事，自然法都将‘保持其有效性’”。一个行动合乎人性，它就被自然法所允许，违拗人性，就不被允许。人性的基本要求有二：一是自我保存，一是对社会的需要。基于人的自我保存欲求，自然法要求人尽力追求自己的生存与丰富，基于人的社会性，自然法要求人不可侵犯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当这两种需求矛盾时，人们要在中间以理性来权衡、抉择。
——正是这个“假设上帝不存在”，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连结于神学。
格劳秀斯大概忘记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帝，谁来监督自然法的实施？一种有善不赏，有罪不罚的“法”，是不是还能被称为“法”？
（普芬道夫：上帝是“自然法的复仇者”。）
启蒙运动之后，自然法理论干脆变成了独立于神学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主要由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发展），人们认为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他们认为，回溯到原始社会和基本人性。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有生命权；每个人都不愿意被他人干涉、驱使、奴役，所以他有自由权；每个人都具有理性，气力与他人难分高下，所以他有平等权；吃喝拉撒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可以占有自然资源来维生，所以他有财产权……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人们……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在自然状态中，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统治者，而是天生自由的，所以在自治方面人人享有平等权利。
这种假设上帝不存在时的天赋人权，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的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执行自然法，人人可以用自以为合适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较之专制社会，人们面对来自暴君及其爪牙们的迫害时的告诉无门还要好得多。
自然法虽然不像制定法那样有具体的条款，但它的准则却铭刻在每一个正常人的心中。推己及人，我要别人怎样待我，我就得怎样待人。
（在今天，一个国家的法律须经本国公民同意而生效，但一个国家的法律机关也可以惩罚一个犯了罪的外国人，根据的就是自然法原理。）
人是脆弱的，不能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征服世界，因此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放弃自己的某些自然权利，失去了无所不为的自由，树立一个公共权力来保卫自己，通过社会契约创立政府，制定法律，得到了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自由——这就是政治权力和法律权利的起源。
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宣告。如果政府和法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人民就有权利废除旧的社会契约，创立新的保护人民天赋权利的政府和法律。
启蒙思想家们把自然权利说成是自然界中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不证自明。并不能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它先于部落或国家，更先于所有的伟大领袖和独裁者。
但如果自然权利真的自然界中生物所普遍固有的，为什么人就可以否定动物的天赋权利？人有自由意志，动物难道就没有自由意志吗？如果以男子与男子之间，身高体能相差无几，不尊重他人，会招致反击报复来论证，岂不等于说人高马大或者人多势众的一方，奴役别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说人权出自“人性”，那么人性的表现有善有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会失去理性和良心，魔性大发时的日本兵，显然就超过了最凶残的野兽；若说人权来自自然法则，来自天之道，伟大的天道又若隐若现，若明若暗，幽渺难测，茫昧难知。如果只有在自然状态才有自然权利，现实社会中的我们，难道就失去了自然权利？只能倚靠祖宗的遗传？
没有确实的根基，只有强烈的直觉，难以说服别人。
十八世纪末的柏克认为人权是人赋的，来自传统。十九世纪初兴起的德国历史法学派，则以历史事实驳斥天赋人权论。
胡果认为，法的来源是习惯法。
萨维尼认为，在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在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才出现了学术法（我们则说，借助纯粹理性或实践理性都可以创建法的体系，并不一定要依赖传统）。
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如孔斯坦、奥斯丁、梅因、边沁、密尔、黑格尔等人都否定天赋人权说。马克思认为人权来自政府制定的法律，有阶级性，决非从来就有，商品交换即是平等和自由产生的基础。
某国之所以大批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概念，迟迟不敢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才写入宪法），甚至认为国家主权高于人权，原因就在这里。
直到二十世纪，许多学者仍然在批驳天赋人权的概念，认为人权出自人类感情，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没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涂尔干和狄骥就认定天赋人权说只强调了个人的权利，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合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脱离了宇宙整体，不知溯流穷源，天赋人权之说的根基并不稳固。
——你可以强调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强调人性、理性等等。
但人的理性从哪里来？人的良知从哪里来？人的身体从哪里来？人的灵魂从哪里来？甚至于说，世界从哪里来？结构怎样？都是我们应该首先予以回答的。
柏拉图说得好：人之世界终究需要神的指引和安守。“神对于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关心的”。
要弄懂什么是天赋人权，为什么我们主张天赋人权，我们首先要弄懂什么是“权利”。
“权利”在罗马法中被表述为每个人的“应得的部分”。法律的目的是确认权利，保护权利。
在英语中，权利（Right）的本义是正当、合理、合法、合乎道德的东西，它原本仅指“人权”。有一句话叫“权利为主观化之法律（指自然法），法律为客观化之权利”，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权利既包括权能，也包括利益。“权能是指权利能够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它并不要求权利的绝对实现，只是表明权利具有实现的现实可能；利益则是权利的另一主要表现形式，是权能现实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被实现了的权能”。
权利是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这种许可既可以是隐含的，也可以是明示的。
权利有应然权利和实然权利之分。换言之，只要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的需求，就可以称之为“权利”。
天赋人权论者所说的自然权利，通常指的只是应然权利。
上天给了你吃饭的权利，给你提供了大量的动物和植物资源，还给了你机敏的头脑与强健的四肢，如果你坚决不吃，别人也没办法。
法学家认为权利蕴涵有五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利益。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想上天国也是一种利益。
第二个要素是主张。一种利益若无人提出对它的要求，就不可能成为权利。在没有污染的古代，没有人曾要求有呼吸的权利。
第三个要素是资格。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要有一定的资格。想继位，须为太子。
第四个要素是力量，它包括权威和能力。譬如说，人权在获得法律认可之前是道德权利，具有道德权威，侵害它，会招致舆论谴责。
第五个要素是自由。在许多场合，自由就是权利的内容，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权利主体可以按着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
——综合起来，权利就是“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究竟以哪一个要素来界定权利，则取决于界定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主张。
在现代社会，有些权利属于防禁性的自由权，有些权利属于须由国家履行积极给付义务的社会权。社会权不属于传统人权。但这两类权利都需要国家的保护。
把权利看作资格就是说“权利就是有权行动、有权存在、有权享有、有权要求”。我们享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享福的权利，并不一定同什么义务互相联系。我们无须首先确定谁有义务，就可以确定谁有权利。——幼儿有生命权，并不需要承担某些义务；残疾人享受社会保障，也不一定非要去社区参加所谓的“义务劳动”。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不一定在所有场合成立。
“人权”在其静态上既包括道德上的权利，也包括法律制度上的权利。
有些权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
有些权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
有些权利则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
法定权利并不能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而道德原理出自人的理性，或者说人天生的分辨是非能力。
人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剥夺了公民权利，它也不可能剥夺人权。——没有公民资格的无国籍的人士虽然不享有公民权利但同样享有人权。法国革命家当初制定《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的道理，就在这里。
人权在获得法律认可之前主要是道德权利，侵害它，会招致道德谴责，习惯法惩罚，与上天制定的因果规律的惩罚。
道德权利可以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贞操应该享有不被专横侵犯的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然后才由法律规定，以便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来支持和保护。法律规则、法定权利通过国家意志来表现，但其背后的主要是道德原则、道德权利”。——－道德权利对于实在法权利具有指导和限定作用。法定权利的大厦完全由应有权利的基础支撑着，没有应有权利的权利意识，究其底蕴，法定权利什么都不是。
（侵犯人权可能会导致法律的惩罚，也可能获得恶法的包庇，譬如说，希特勒德国和南非政府所制定的种族主义法律，就曾经公开明确地剥夺人权。）
法律的作用只是用文字来固定人的基本权利，因为文字的作用有限，法律也不可能囊括人的所有权利。
启蒙思想家们大多强调权利的伦理因素，如，格劳秀斯把权利看作“道德资格”；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是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利。他们将权利看作人基于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验根据所应该享有之物，虽然也涉及利益，如拥有某物或可以做某事，但并不以利益本身为基点。
另一类思想家则侧重于从实在法和利益的角度来解释权利。休谟对人的理性和本性提出了怀疑。德国法学家耶林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只有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才是权利。功利主义者认为，由社会功利规定全部的权利和义务，并派生出了所有的道德标准。边沁说过：“在我看来，权利乃法律之子……自然权利乃是无父之子”。马克思一派则主张道德是相对的。
德国法西斯，斯大林的苏联以法律、秩序的名义犯下的残暴罪行，已经给这些只看现实政治需要、国家法律规定，而弃道德权利如敝履的偏激者们敲下了当头一棒。
在现代社会，部分道德权利作为基本权利被法律确认了（譬如，避免被杀和被伤害的道德权利变成了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部分自然权利被法律限制甚至剥夺了，例如自力救济权（包括自力防御权和自力夺回权）就被法律限制，私力复仇的权利甚至已经被法律所剥夺。另外法律也确认了一些在自然权利之外的权利。
将过多的道德权利制度化，法定化并不可取。古代中国儒家“以礼代法”，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各国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现代伊斯兰恐怖分子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甚至迫令400万女性接受割礼），以取代现代法律，都是例证。
人类是具备美德的物种。除了原始本能，他的内心还有对知识与真理的渴求，可以为光辉的理性所指引。反躬自省，就可以知道，人的道德思想并非后天习得，更不是自己临时计算的结果，它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东西。所以康德才说，它是“绝对命令”。“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亦即他决不能为任何人（甚至上帝）单单用作手段”——除了道德的情感体验，人还具有形成道德概念的潜能。
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派的芝诺等西方哲人早已指出，人类具有“天生的正义感”，能够认识对错、是非、善恶。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已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许多原始宗教都认为，行善的人将升入天堂，作恶的人将堕入地狱。
圣托马斯认为，人类有「行善避恶」的本能，康德讴歌人类内心的道德律，黑格尔把法律解读为正义观念的展开，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不能制造只能发现，根据也在这里。
卢梭说：“在未使人成为人以前，决没有必要使人成为哲学家。一个人并非仅仅由于他接受了后天的智慧的教训，才对别人尽他应尽的义务；而是，只要他不抗拒怜悯心的自然冲动，他不但永远不会加害于人，甚至也不会加害于其他任何有感觉的生物，除非在正当的情况下，当他自身的保存受到威胁时，才不得不先爱护自己。”
孟子与宋明理学家等东方哲人亦言：人有正义感就像人拥有四肢一样：“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
原始的同态报复法就是一种应报正义的理论，它认为惩罚应该与人所受到的不正当损害相对应：“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毒还毒、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家族伦理保证了人类的繁衍与强盛，社会公德心确保了家族血缘之外的人类族群的相互信任，从而共同协作创造了辉煌的地球文明。——这一切的原始依托，都是人类先天的道德意识。
人类之所以具备理性，拥有“天生的正义感”，是因为他/她出自上帝。
避开有神无神之争，对自然法进行世俗化的诠释，是近代“天赋人权”理论招致频繁攻击的根本原因。——因为世俗化的自然法，难以自圆其说。
在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天赋人权”主张中，自然法有三重意蕴：神意，规律，理性。——就比近代学者高明的多。
我们已经指出：
仁慈—理性的上帝是宇宙的立法者。是祂设计－创造了四大宇宙，以及造化中无所不在的规律（道—逻各斯，“道”有双重含义），分有上帝本质的人类，也必然会分有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的创造力，与上帝的理性。
——从人有理性反推，我们也会知道上天富于理性。
即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人的灵魂出自上帝的灵系，犹如一个个雷同的水分子出自海洋，至珍至贵，胜于一切。
所有初生的灵魂都会被神灵安置在宇宙的无数“地球”上，以人的样貌呈现，开始他无尽的征程。由于这个缘故，平等是人灵魂深处，不可遏制的渴求。
（地球是灵魂的第一站，是三界与佛界的枢纽。所谓人原来是高层次神佛，堕入凡尘，必须要凭借某种功法才能返回故园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诚如《圣经》所说，诸天、地球、人类皆借耶和华的“逻各斯”而造，亦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对于创造的细节，我们在以前的网文中，已经予以披露，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卢梭说：“我将要推定人自原始时期以来，他的构造就和我今天所见的一样：都用二足行走，都象我们一样使用双手作事，目光射向整个大自然，并用眼睛观测广大无边的天空”。）
上天用物理律规范自然界的运行，它只能被神迹打破；用理性和道德律规范所有超级、高级、中级生命的活动，给予低级生命的则是本能加上少许的理性。
人可以遵守道德律，也可以不遵守它。——因为“上帝将自己的特征给予祂所创造的人，即有自主的意志活动能力，可以进行选择、相信、怀疑、接受、拒绝”。——人能犯罪也能自我救赎。遵守道德律，给予别人快乐，你最终会得到快乐的奖赏；践踏道德律，把痛苦加诸他人，你最终会受到痛苦的惩罚。
“有权利必有救济”，上天赐予人类权利，必然要配备维护这种权利的机制与方法，使遭到侵害的人能获得来自于自然法的保护。“一个人得到救济，也就得到了权利；失去救济，也就失去了权利”。——如果说，人类依赖习惯法与制定法实施以暴易暴的救济有点像是私力救济，那么上天依照宇宙正义法则所实施的救济，就相当于公力救济。
上天赋予了你生命权，如果有谁胆敢非法剥夺，他必然会受到上天的严惩，他不仅会被打入地狱，来世还得用自己的一命还你一命。非法剥夺你的自由，非法剥夺你的财产，同样会受到相应的报应。
——星云大师说：“世间真正的公平，就是‘因果’；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无一能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下获得宽贷或殊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上天赋予了我们人权——天赋人权。
因果报应是佛家人士所发现的宇宙客观规律，他们通过修炼，知道“阿赖耶识”（又称“藏识”）可以收纳讯息并加以储存、处理与转化。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自动运作，做出许多计划与决定。左右生命的出生、成长与死亡，并奖善罚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们不知道，这个机制乃是由上帝亲手设置，是上帝实施自然法，在宇宙中厉行公平正义统治的保障。
除了阿赖耶识自动计算—反馈机制，上帝和一部分超级生命、高级生命，阴司与天庭也在支配着宇宙所有空间，在宏观上掌握着各个行星的历史进程，奖善罚恶。——据笔者所知：
伟大仁慈的上帝宵衣旰食，夙夜在公，日理万机，罄其全力，每天都在为各个行星输送着各种气体与养料，调派着神灵与使者，谋画着人类的幸福。
天赋佛权一清二楚，天赋神（三界内的神灵）权也是一览无余，有目共睹。
天赋人权却是若明若暗，隐隐约约的，如雾里看花，水中觅月，使人不能一目了然，难寻端绪。——它往往以三世因果的方式出现，有的是现世现报，现作善恶，现受乐苦；有的是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难以逆料，不可捉摸。
其中的缘由我们已经一再明言，那是因为：
地球是个考场，觉悟方得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