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科学，主要探讨政治原理与政治规律。
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群体的善，研究公共利益。因为群体的善或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利益，所以政治学是最重要的科学，“人是政治的动物”。
法国政治思想家，主权论的创立者布丹也持有类似观点，他把政治学称作“科学之王子”。
列宁则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学一直与神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等交织在一起，奇论叠出，历久不衰，产生过众多的名著。譬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韩非的《韩非子》、荀况的《荀子》、孟轲的《孟子》等等。这些中国早期思想史上的扛鼎之作，开山之作，实际上也是政治学的重要著作。
西方政治学是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等著作，为整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们以城邦和共和国为中心，探讨了政治和法学方面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达到了自然法的高度，达到了混合式国家的深度，其成就不是印度与中华文明所可比拟。
中国人到宋代才勉强认识了自然法。
程颐说，“凡一物上有一理”。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他还强调理的客观性，说‘理不在人皆在物’，‘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他们附会佛家之说，没有认识到自然法的源头——至尊上帝的存在，认识并不深刻。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君临一切，统治欧洲，政治学沦落成了神学的婢女。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以上帝的意旨解释一切，鼓吹人的原罪说、神创等级论和君权神授论，主张神权高于王权，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政治学中的世俗因素几乎荡然无存。然而在整个中世纪，在百卉摧折、万马齐喑之际，欧洲人在政治理论方面的创新，仍然时有发生，显示了其居民头脑的清晰与思想上的高度敏锐（似乎与左龙—天女的基因有关）。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西方政治学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时期。新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以世俗的、理性的、经验的眼光观察世界，解释政治，逐步摆脱了宗教神学和伦理观念对于政治学的束缚。自此之后，欧洲在政治学领域中再一次大放异彩，开始全面引领世界潮流。
17世纪至18世纪，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繁盛期。涌现出了诸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类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深化的“自然法理论”，提出的“自然权利思想”、“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论”以及“分权制衡论”等等，以及贯穿于其间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的价值理念，构成了近代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调。
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是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的批判精神逐渐衰落，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和实证主义思潮开始流行。边沁、密尔、孔德和斯宾塞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西方政治学的分支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也诞生在这一时期。
自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政治学彻底完成了与哲学和伦理学的分离，成为一个拥有稳定的研究群体，经历着不断发展和变革的一门“新兴”社会学科。
由此开始直到目前，西方政治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个时期的西方政治学主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
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政治学转变为以“权力”为主要研究方向。
第三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代，这个时期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向从权力转向政策过程，特别是计量方法和价值中立为根本特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流行并逐渐占据了优势，其间尽管也有一些政治哲学方面的力作不断问世，但西方政治学在总体上已经进入“政治科学”的时代。偏重技术分析，缺乏宏大叙事。
我们对政治学名著的重读就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