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嬴政的统一大业中，除了政治上、制度上的统一，最足为后人称道、甚至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乃是“书同文字”。
众所周知：我国文字早在商朝后期即已趋于成熟——现存的大量甲骨文可以证明这一点。
西周全面继承了商代文化，包括它的文字。陕西周原遗址曾岀土不少有文字的甲骨。据专家考证“周原甲骨文和安阳甲骨文是一个体系的，懂安阳甲骨文的人，能通读周原甲骨文”——由于周人在文化上比殷人落后，他们显然照搬了殷人的现成文字。
在西周早期，由于天下诸侯都是由武王和周公分封的，一枝花开百朵，一本散为万殊，都是一脉相承，天下的文字自然是统一的。所以在三千年前，中国曾经是“书同文”的。
西周时使用所谓“金文”，据专家对比，发现已经比“商代甲骨文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和符号化了；若与以后的小篆比，则结构仍未定型，部分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的安排仍有某种随意性”。
语言则以雅言为“共同语”，与地方“方言”并行。
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的西周国都丰镐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标准语的。据说发音高雅清澈、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
孔夫子就是用雅言来讲学的。否则弟子三千，可能也没法听懂，《论语》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后来周宣王中兴，鉴于诸侯异制，决心整理文字。他命令太史史籀创造了大篆，成为当时的通行文字——这是在西周晚期，大篆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之小篆。
平王东迁之后，失去关中。秦迁都于雍城，既“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所以说：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在文字上，秦国不仅不落后，相反却是汉字正经八百的正统。
古文字学者的意见是：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的只是支流。
在大篆的基础上，秦国文字演变为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
小篆是在大篆基础上省改简化而成。它的字体规整匀称，字体有所简化，像形程度进一步降低；
隶书则变曲为直，字体进一步简化，也更加实用。
总体上评价：
曲线的小篆适用于刻石、铭金；
笔画平直的隶书更适合用毛笔蘸墨书写在竹木简牍和绢帛上。
春秋战国开始，由于诸侯割据，天下分裂长达五百五十年之久——几乎相当于明清两朝。导致了“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种可怕情形的出现。
只要看一看战国时期的铜器、陶器上的铭文；玺印、货币上的镌刻，竹简帛书上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上个世纪先后出土了不少带有手写文字的文物，如晋国的侯马盟书（草篆），魏国的温县盟书（草篆），秦国的青川木椟（隶书），睡虎地秦简（隶书）以及大量的楚简楚椟（大部分为草篆小部分为隶书）；里耶秦简是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出土了里耶秦简（隶书），对比起来，文字的差异的确很大。专家的判断是：“总的来说秦国的文字与西周金文最相似，楚国的文字与西周的金文差别最大”。
古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说：“大抵周时文字点划自由，略无定律，其弊至六国而极，故秦政一统，不得不谋统一之方。由今论之，文字之整齐划一，始皇李斯有大功焉。如以约定俗成后之所闻见疑当时不当错乱如此，则拘墟不达之见也”。
当然，由于汉字同源，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可以跨国境交流的——今天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可以跨国境交流。
中国历史中充满了谎言，关于小篆和隶书的来历，基本上都是谎言。
关于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还是谎言。
仓颉造字当然更是弥天大谎——早已被出土文物否决。
《说文解字第十五》说：先秦“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小篆是在秦始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
由于李斯名气大，赵高是奸臣，胡毋敬籍籍无名，后人甚至把小篆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由李斯一个人发明的。并听信了许慎重同志的话，认为秦始皇是用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
可是从出土的秦国文物来看，小篆却是由大篆逐渐演变来的，“两者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时代界限。大篆有些字也较繁复，书写不便，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文字的要求，所以从春秋起就开始简化，到战国就明显加快（社会生活节奏加快造成的），李斯等人不过是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小篆字体加以搜集整理，把它作为标准字体，向全社会推广而已”（见网上相关文章）。
就在同一篇序言中，许慎又说小篆是“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小篆的专利权又多了一位竞争者。
事实上，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小篆”并不是不同于“大篆”的新字体，小篆之小，完全是从书同文的意义上说的。
没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有什么大篆、小篆——只知道有一种字体叫“篆书”而已。正如专家所说：如果从书体的角度来讨论秦国或秦代文字，只能笼统地称为篆文，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线索能够区分篆书的“大小”。
李斯等人之所谓“省改”，也并不是创造新的文字，“只是对现有文字的整理统一”——“根据对实物文字的考察，小篆跟统一前的秦文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
“小篆文字不仅大多数直接承袭了秦篆，即使经过省改的那部分文字，也同样来源于业已存在的秦文字”。
小篆某某创造说，纯属无稽之谈。关于隶书的起源，更是谎言连着谎言、鬼话连篇。
《汉书·艺文志》说：“秦时始造隶书，起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暴秦嘛，官狱必然多事。
许慎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接着编：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胥吏）佐书，曰隶字。”
“隶书者，篆之捷也。”
“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定乃隶字也。”——这个或曰不知从何而来？
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据此说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
南北朝时庾肩吾在《书品》中肯定卫恒的说法：“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程邈变成了下邳人？
至此，已经是三人成虎。
唐代张怀瓘接着综合细化合理化卫恒的故事：
“案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字，故曰隶书。”
正如网上江治国先生所说：
“张怀瓘对许、卫、庾关于程邈造隶书的故事进行综合加工，内容虽然一样，但这话从张怀瓘口里说出来，隶书的起源问题便定格在这故事里。”
“第一有造隶书的人，第二有造隶书的地点，第三有造隶书的时间，第四有造字的具体数字，第五有始皇的御批，第六有文字的需求。因此说隶书为程邈所造，你不信都不行。”
现在的许多历史课本、历史书籍，还在每天千百次地重复着这个可笑的谎言。
程邈造隶书的故事，早在宋徵宗时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宣和书谱·隶书·叙论》说：“后人发临淄冢，得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棺上有文隐起，字同今隶。按胡公先始皇已四百年，何为已有隶法？……若邈者，既知此体，乃自作一家法而上于秦，特以解云阳之难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耶？”
近代大量地下简牍的出土，更是彻底否定了程邈创隶说。
从《青川木牍》、《放马滩战国秦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等等，人们终于找到隶书发展的真实脉络。
《青川木牍》告诉我们，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88年前，隶书已经在应用之中了。
隶书和所谓小篆其实都是由大篆发展演变而成，草篆已经孕育了隶书的萌芽。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的权威论断：“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他是从印文和铜权铭文推断出来的）。
一种是高雅的庙堂体，一种是应用体而已。
隶书的嬗变，早在西周大篆中即已露出端倪，譬如《散氏盘》的铭文，譬如春秋晚期晋国人的手笔《侯马盟书》、《温县盟书》（草篆），楚简和楚帛书文字同样反应出了隶变的迹象。
事实上，隶书萌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隶变一是出于生活节奏加快，二是由于文字载体竹简的特质。
金文、石器上的铭文是适于篆体文字的，它们是“刻”、“铸”上去的；
简牍（竹质为简、木质为牍）文字却是用毛笔蘸着墨汁“写”上去的。
由于材料的特征，金文趋于竖长和正方形的，简牍上的文字自然会趋于正方或扁方形。
——为什么？
陈吉安先生《隶书因简牍而起源》一文，给出了经典的回答：
一、简牍的竹质、木质的纤维都是竖长的，而纤维的毛孔是具有“一定的导墨功能”的，又如果简牍没有被削得很平、很光滑，其纤维与纤维之间就会出现“竖长的槽”，这个“槽”也是“导墨”的，那么，在简牍上面用毛笔蘸着墨汁写长方形的字（篆书）的话，必然就会模糊不清（尤其是用淡墨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也只能强化字的横向笔画、弱化字的竖向笔画，这样，字就被写得扁了，就这样，长方形的字（篆书）渐渐地演变成为扁方形的字（隶书）了。
二、一片简牍上一般只写一行字，为了能够在一片简牍上写出更多的字，怎么办呢？只好、也只能把字写得扁一些，就这样，长方形的字（篆书）渐渐地演变成为扁方形的字（隶书）了。
三、新的竹质、木质的简牍上面是有一点“油性”的。还可能会有点“毛”（不光滑），因此新的简牍上的墨汁的附着力是比较差的，所以书写时不可能很“爽快”，特别是横向笔画，更特别是横向笔画的起笔、收笔，怎么办呢？只好、也只能在强化字的横向笔画的同时，更加强化横向笔画的起笔、收笔，而强化横向笔画起笔的结果必然导致隶书“蚕头”的出现、强化横向笔画收笔的结果必然导致隶书“雁尾”的出现（“蚕头雁尾”的出现又是草书﹤章草﹥起源、产生的基础和原因，此处不展开）。
所以说，简牍就是隶书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说，简牍就是隶书起源、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最后，汉字在度过“简牍被大量使用”即“载体变化的新环境”的“难关”之后，当东汉纸被发明、魏晋纸被普及时，“立即重新回到了”“原本的”长方形形态，不仅如此，还因其经历过“难关”的“洗礼”而演变成为了“更先进”的形态——唐楷（这里包括魏晋小楷）。
嬴政书同文字，罢不合秦文者，事实上就是明令推广秦国文字——其中主要就是所谓小篆和隶书。大致上：
正规庄重的场合用篆字，一般官府文书都用隶书；民间无疑更是尽用隶书。
我们可以看一下秦王朝颁发的各种法律文书，是不是用隶书写成的。假如秦始皇明令推行的仅仅是秦篆（像很多人如王立群所说），焉能有此种现象发生？谁敢不执行皇帝的命令？——秦始皇时代的秦帝国可是一个风发雷动，剑及履及的法治国家。
所以我们说：嬴政的统一文字，基本上就是统一于秦隶（而不是后人所谓统一于秦篆）。
郭沫若先生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可谓智者之言也（《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说文解字》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大篆、小篆、隶书是不同的字体。
广义的大篆，指秦代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周宣王时太史籀写的籀文和通行于山东六国的古文，狭义上单指籀文。
小篆：（秦篆）是李斯、赵高、胡毋敬据根据秦始皇帝的命令从大篆中筛选出来的标准字，也许曾稍加省改。
隶书：正如前述，是从广义的大篆自然演化出来的（包括山东六国的创造）。
刻符、虫书、摹印、属书、殳书属于美术字或工艺用字，刻符是刻在符节上的，虫书是画在旗帜或符节上的，摹印是刻在印材上的，署书是题在匾额上的，殳书是铸在兵器上的。
秦人真正常用的，除了小篆就是隶书。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就应该轻便实用。
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件工具被后人当成了炫耀个人技艺的所在。
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的“才子”们制造了大量的繁体字和变体字，使好好的一件工具变得笨重不堪。
如南朝即已有所谓汉字百体之说，百体者：
“悬针书、垂露书、秦望书、汲冢书、金鹊书、玉文书、鹄头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篆、古顽书、籀文书、奇字、缪篆、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云书、星隶、填隶、虫食叶书、科斗书、署书、胡书、蓬书、相书、天竺书、转宿书、一笔篆、飞白书、一笔隶、飞白草、古文隶、横书、楷书、小科隶、玺文书、节文书、真文书、符文书、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钟鼓隶、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虫篆、云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鱼隶、鸟隶、龙隶、龟隶、鸾隶、蛇龙文隶书、龟文书、鼠书、牛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蛇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
——整个民族的精力不是投放到思想创新、科技发明，而是投放到这种可有可无、闲皮扯淡的雕虫小技上面。
到了近现代，寰区大争，物竞天择，明清之衰颓，民国之竭蹶，龙首低昂，南风不竞，正所谓其来有自！
自秦隶变，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汉字与其说是在发展，不如说是在时进时退，原地徘徊。
汉字恢复实用性是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制订开始的。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是：
更加科学地改造汉字，七分继承三分创新。然后，像秦始皇帝那样，用改造后的汉字去凝聚世界。
要统一世界，要消除地球人类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我们就得像前贤那样——从文字着手，暂时放弃语言语音。
文字一旦统一了，语言的统一自然也就不再遥远。
在这一点上，汉字这种意音文字较之纯粹的拼音文字拥有巨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