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驰道。
“路是走出来的”，最早的道路肇始于何时何地？
我们说，自祖龙四万八千年前创造人类，大迁徙开始，本行星无边无际的密林榛莽，草原大漠，雪原冰阪上就开始出现了道路。
最早的路，是我们祖先用双脚踩出，是他们披荆斩棘，狩猎采集捕捞的求生之路，流徙之路。
当然，如果您非要争辩，把人类出现以前，远古的所谓“人类”（我不认为他们是人类） 踏出，或者兽群迁徙踏出来的都叫做道路，甚至直接追溯到前期文明，前期人类的创造，我也不能说您犯错。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踩出的道路自然越来越宽。不仅如此，驯化的动物也开始帮助人类踩道（考古发现，距今17000年已经开始了驯马。动物的驯化显然更早，狗的驯化估计已经有三四万年），人们还利用手中的石刀石斧开始主动开辟道路。
人类最早使用的运输工具估计是橇和独木舟、木筏。 这样，在陆地上，行走的脚，拖曳的撬，驮运的马、牛、驴共同制造着原始的道路（那时大概偶尔也会有人骑乘，但既没有鞍，也没有蹬的畜生骑上去一般不会很舒服的）。
钻木取火和弓箭可能是将近四万年的先天原始社会中最重要的发明。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最重要的发明一般认为是轮子。大多数考古学家大抵同意罗伯特·路威的理论，认为是巴比伦人最先使用了轮车，其他一切民族只是在学习模仿。迄今网上还有作者在重复这种陈词滥调。
然而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推翻这一理论。欧洲各地发现的车辙、车形图案已经接近距今七千年。两河流域带有轮子的模型和“货车”的壁画，却出现在几百年之后，两地各自独立发明轮车的假说显然更加入情入理。
中国出现第一辆车子，大约在四千五百年前（李约瑟说），或许更早。有可能其理念由中东传入，更有可能是一种自主发明。
《淮南子》说古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然而车轮之前早已有玉璧，玉璧之前有纺轮陶轮，在此之前还有环形石斧——古人何待见飞蓬而后知车轮之能转动也？
距今大约7000年到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玉璧数量众多，制作精美。更早的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与浙江河姆渡遗址已见有陶制纺轮，这些东西距离车轮实在已经近在咫尺。
我们只能推想，在拥有锋利的青铜工具之前，人类不可能制造出理想的车轮。所以比较完善的车轮和车辆应该是伴随着青铜器一起走上历史舞台的。
古人传说黄帝造车，是轩辕黄帝把木头插在圆轮子中央，使它运转，因而造成车辆的——“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故号曰轩辕氏”。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自大约五千年前中国人发明车辆后，有一个部落以擅长制造车辆著名，所以号称轩辕氏。轩辕氏掌握着当时的高精尖技术，掌握着一种战争利器，所以最为强盛。
到了轩辕皇帝之时，车辆已经相当完善，早已使用畜力牵引。
最早的车显然是手推车，手推车后出现的是牛车、驴车等等，最后才是马车。
这个过程不大可能一蹴而就，恐怕要长达千年之久。古人把它浓缩为“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
最早的车轮由厚木板拼成，或者由一整块木头砍成，是一个实心圆盘，所谓辁也，几百年后才有了轮辐车辆。中国人说是夏代奚仲“挠曲为轮，因直为辕”（则夏代前后，无辐条的辁已逐渐被有辐条的车轮淘汰），他是夏王朝的车正，负责管理车辆（秦人先祖费侯中衍则是商朝车正）。
中国的第一封建王朝——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禹（前期）的时代，中国的交通工具已经大体完备，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这个檋（jū）古人解释为上山穿的钉鞋，上山，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反转之，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上山坐的滑竿一类乘具。但大禹是民主推举出来的人民领袖，躬亲耒耜，沐风栉雨，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以养天下，以置万国，以开九州，以通九道（道路建设的开始）。又不是后代的青天大老爷，岂有上山坐轿，让百姓抬着走的道理？所以檋为轿的可能性不大。
黄帝与蚩尤大战，用指南车，巡狩天下，也依靠车辆。
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已经以战车兵为突击力量。此后商代夏，周代商，无不以战车兵为大军军锋，纵横驰突，攻坚破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车部队乃是中国两千年封建时代的装甲部队。
正如网友所说：三代中国，实际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车战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战争方式。
成汤开国，“鸣条”灭夏，选良车七十乘，“必死之士”六千人，联合各方国共同伐桀，夺得天子大位。
武王灭商，本国战车三百乘，联军战车四千辆，一战溃敌七十万众，率土臣服，称天而治。
《全球通史》说什么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完全是闭着眼睛、乱说一气。
商周时期，马车已经已经非常普及，但多用于作战或者由国王、贵族专用，日常运输和代步仍多用牛车等畜力车或者人力车。
春秋战国时代就不用多说了，车马之多，号称极盛，人称“中国最为繁荣的轮子时代”——以至于所有国家的国力都必须用战车数量来衡量，所谓“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哞争权，盖为战国”。
当时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中等国家有越，小国有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加上中国本部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林胡、楼烦、东胡、义渠、巴、蜀、百越等等。战车数量估计有十几万乘，民用车辆显然应该是它的几倍，则天下车辆至少有数十万辆，这还不算手推车。
早期畜力车是单辕两轮的，常用两马或四马服驾牵引，亦有三匹马拉的车和五匹马拉的车。考古可见，周朝还有六匹马拉的车，显然是周天子坐的。按照礼制是“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到了战国时期，有些车的车辕由单辕改为双辕，车体更加牢固，载重量更大，系驾大为简化，可以只用一个牲口驾辕。众所周知，那时学习驾驶是贵族们的必修课，六艺之一，就像今天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必须学会驾驶汽车一样。
从考古壁画我们了解到，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我国在马挽具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以“胸带挽具”或“缰绳挽具”取代了效率极低的“项前肚带挽具。这是一项堪称伟大的发明。
科学实验表明，套上“项前肚带挽具”的两匹马，只能拉0.5吨重物，而一匹套上肩套挽具的马则能容易地拉1.5吨重的物品，二者效率之差，竟达六倍以上。
直到公元8世纪，西方挽马的唯一手段是“项前肚带挽具”。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系驾方式，皮带勒在马的喉部，常常让马闷塞，甚至使疾驰中的马匹窒息倒地。所以希腊罗马人的车辆非常轻，如果用于客运，一般只能乘坐二人，不能用马车来实现大规模的重物运输。李约瑟甚至说：“项前肚带挽具不可能拉近代的车辆，即使是空车”。胸带挽具和马镫，最后还是从我国通过匈奴等草原民族传给欧洲人的（末段参考百度）。
有车就得儿有路。
从考古发掘我们得知，七千年前宝鸡“仰韶遗址”已发现有人工修筑的道路遗存；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有人工修筑的长道；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内有专门修筑的大道小道，大道边还埋有陶制的排水下水管。
古书上说轩辕黄帝”披山通道”。尧帝四处巡狩，在“大路交衢”布政，还在首城平阳修了一条通衢——所谓“康庄大道”。舜帝在车上载着天子之旗去朝见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大禹“经启九道”——治水后，在整个天下九州，开辟了九条大道。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了夏代的道路，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和红烧土路。《夏令》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九月清整道路，十月修治桥梁，对交通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已经立法。
根据遗址发掘和甲骨文记载，商代已有六条“王道”通往全国，东抵海边，南过长江，入江西、湖南，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
《尚书·洪范》有“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等语，已经向我们昭示了殷商全国主要交通干道的宽阔、平坦、笔直。
甲骨文里记载，在通衢大道沿线，已经开始设立带木栅墙的止宿之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驿站。商朝并且开始建立中国最早的邮政制度，所谓“驲（日）传”。
众所周知，在商代，车辆已经相当普及，国王和贵族下葬，往往会有成套的车马及驾车人陪葬。
武王灭商以战车为主要突击力量，所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方得跻登大位。
他灭商之后大封诸侯，着手开始修筑洛邑，为了控制全国，密切与各地诸侯的联系，快速机动以战车装备起来的王师、快速传递军情，自然是非常重视开辟道路，发展交通——可惜具体的历史记载留下的不多。
虽然武王早逝，但在周公，成王等人的继续努力推动下，一个连接全国的交通网在周初几十年中迅速得以建立。
《周官》记载，周朝道路有五等：小路为“径”，仅容牛马；往上为“畛”，可容大车；再上为“涂”，可容一轨；再大为“道”，可容二轨，最大的为路，可容三轨；而京城间的王道达到了九轨之宽，一轨合今天1.8米，九轨约合16.2米，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公路。
也就是说，在两京——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周人修筑开凿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王道”（狭义的周道），以洛阳为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全国的一级的道路，则是广义的“周道”，或“周行”。
据专家考证，当时西南至巴蜀，北至秦、晋，东北至燕、齐，东南至淮夷的安徽、江苏，南至申、荆（湖北），都有“周道”可通。
“周道”是国道，路面平直，质量很高。《诗·小雅·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形容它平坦似磨石，笔直如箭杆。《诗经》和《左传》还有“踧踧（平）周道”，“周道挺挺（直）”的形容词。
《诗经》中关于周道的诗句很多，如“四牡騑騑（疾驰不停），周道逶迤（遥远）”“有栈之车，（辎重车）行彼周道”等等。
周道两侧植有树木。《国语·周语》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诗·大雅·绵》说：“柞、棫拨矣（柞棫树生叶时），行道兑（通行）矣”。
周代有交通法规：《礼记王制》说：“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
在殷商驿站、“驲传”的基础上，周代道路的沿途配套设施更加完善。
《周礼》说，在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
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设有“路室”），并且有供给行旅的粮草储备；
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沿途小镇。
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所以孔子才有：“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一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
道途上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古书中称为“野庐氏”。据说他负责筹办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
周代的道路建设保证了周天子的巡狩和周王师的征伐，也保证了各地诸侯的述职朝聘以及彼此之间的婚嫁交往，更加保证了全国各地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活动。——对于一个统一的庞大王国来说，道路交通网就是他的血液循环系统。
到了东周，中国正式进入铁器牛耕时代，生产力空前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日益兴盛。大国争霸，七雄对峙，大规模的战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外交活动，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旧有的，新开辟的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干线和支线，再加上水运，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有效地联接起来。
道路上各种车辆往来十分频繁，大街上“车毂击，人肩摩”，呈现出空前繁荣。有的专家估计当时的中国城市人口已达近四百万，工商业的巨大发展自然而然对道路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致富，先修路”。道路的畅通意味着国家的兴旺，反之则意味着国家衰败。周定王时，单襄公使楚途经陈国，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竟然大胆预言陈国将要灭亡。
晋平公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相国子产的批评。由此可见，当时各国对交通设施的重视——修桥铺路、修筑馆舍显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但随着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战争对于道路建设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为了阻止敌军，各国一边建设自己国内的道路，一边破坏敌我边界上的道路。变车轨，挖堑壕，筑边墙，任由道路衰弊堙没，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嬴政统一天下，大周朝和平时代曾经四通八达，宽广平坦的道路很大一部分已经是满目疮痍，面目全非，荒凉破败，惨不忍睹。
综合网上书中各种记述、研究，嬴政整治天下道路的前因后果业已说明。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驰道”，工程是由李斯主持的。李斯被赵高诬陷入狱后，在狱中上书表白自己对秦国有七大功劳，其中就有“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驰道应该是在几年内迅速建成了，但到了秦二世胡亥时又有修驰道之举，说明在某些地段，驰道还有改进的余地。
《汉书贾山传》说：“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秦驰道的部分路段在西汉时期依然可以通行，所以贾山的这段话还是可信的。后世史家的考证，也证明了他的这一说法。
根据记载和考古：秦驰道是按照一定规格修筑的，路基较高且相当牢固，宽度将近七十米。道旁每隔大约七米种青松一株，道路是用金属锥夯筑成的。
驰道大多是在秦故道和原六国旧道基础上，连接扩建完成的。
秦驰道大体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但长城沿线那条连接九原，云中，雁门，代郡，渔阳，碣石，辽东的“北边道”，和另一条从燕地直到吴地的沿海道路“傍海道”还没有包括在内——这两条交通干线也很重要。
驰道据说是九车道的。中间一个车道是天子专用车道，平时不准动用，只有皇帝出巡才能使用。两边4个车道是双向官道，用于官员出行、传驿、军队行军。最旁边4个车道是双向民用道路，供商旅百姓使用。前边两种车道老百姓是不许使用的。——这段记述不知道准不准确，找不到出处。
汉承秦制，西汉驰道制度禁止使用皇帝专有的驰道的中央通行带，可能秦朝也是这样。
据说秦驰道在今天湖南境内还有遗迹，很宽阔的一条平坦大道，是从长沙通往南海郡桂林郡的，这是所谓秦楚粤驰道的遗迹。它从咸阳经洛阳至长沙，翻越五岭抵达南海桂林。自五岭以南，称为扬粤新道。帝国末期大乱，南海尉赵佗封闭了扬粤新道，这条道路才得以保存。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说：“这条大道的壮观景象，明末诗人邝露曾经有笔记记录：“自桂城（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皆长松夹道，秦人置郡时所植。少有摧毁，历代必补益之。龙孥凤踌，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予行十日抵兴安，至今梦魂时时见之！”帝国消逝近两千年后，旅人一过驰道尚魂牵梦萦，足见其壮美绝非虚言也。
一般人不许乱走天子道是肯定的，《龙岗秦简·驰道律》规定：擅行天子道的人一律流放，各种车马一律没收入官，但据说某些经过特许的高官是可以走的。
关于“三丈而树”，有些人认为是道路中央三丈为高速中道（驰道），两边栽植青松隔离。则三种车道之间以树木分界，共有四道树木隔离带把整个驰道分割成三条路，孙先生也是这种主张，他所说“中央皇室国务高速道，两侧臣民高速道，如此连绵千里，青松蔽日烟尘不起，翻山越谷直达海天”。——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想象。
关于“隐以金锥”，一般解释为路面用铁器夯实。孙先生说这是指“路肩培土中隐藏一定密度的铁条，效用类似后世之钢筋混凝土，既抬升路面，又兼顾平整便于排水”，可能只是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