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上，白龙是左龙的二弟，四大真龙天子之一。
左龙之弟白龙降生时，秦始皇帝刚刚三周岁。
左龙第二次轮转，化生为秦始皇帝，是在公元前二百五十九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八年，传说是出生于正月初一。
三年后——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刘邦诞生于楚国，时值楚考烈王七年，具体地点是后来的秦泗水郡（汉“沛郡”） 沛县丰邑（类似于今天的乡）中阳里金刘寨村，大概是在家中，父母据说为刘煓和温氏。
到汉代，因为地方特殊，丰邑从沛县剥离出来建县，遂称丰县。
该地西周初年属于宋国，是以商代遗民为主的国家。
公元前286年，齐灭宋，沛县并入齐国。两年后，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合进攻齐国，楚国也趁火打劫，沛县几经反复，最终被楚国所兼并。
公元前224年，秦军攻取淮北，沛县属秦。此时，刘邦已经32岁。
——此地的多国属性，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刘邦。
事实上，秦始皇与汉高祖是同一时代的历史人物，但事功没有交集。
曾有网友总结说：
“秦始皇卒于公元前210年，享年50岁；刘邦卒于公元前195年，享年62岁。两人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47年。
相对而言，秦始皇是少年早成，13岁登基，39岁统一天下，在壮年就创建了丰功伟绩。
刘邦呢？则是典型的大器晚成者：三十多岁才入仕当亭长，48岁起兵，56岁当皇帝，实现了‘大丈夫当如此’的梦想。”
刘氏起源于尧帝，尧帝第九子受封于“刘”邑（今河北省唐县），遂以邑为氏。
传18世至夏朝有刘累；
下传至晋名臣士会，入秦，后又归晋；
士会有子留居于秦，恢复为刘氏。
刘氏在战国时迁于魏，刘邦的曾祖父刘清仕魏，为魏国大夫；
其子刘仁，也就是刘邦的爷爷，始迁丰邑，号丰公。
刘邦的父亲据说叫刘煓，字执嘉，即刘太公。生母据说为温氏，被追谥为昭灵夫人（昭灵后）；刘邦的前面有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也许是刘家并不重男轻女吧——刘邦被排在了哥哥、姐姐后面，故起名为季，人称刘季。
刘邦还有一个庶母李氏，据说是太上皇庶妻，后封太上皇后，生下了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
刘邦大哥叫刘伯，早死，长嫂后封侯；
二哥刘仲，名喜，被刘邦封为代王，二嫂为王后；
刘邦并不是凡人，即使在我们这个推崇平等、甚至平庸的时代，我们仍然要这样说。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道：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未出生之前，刘媪曾经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中与神相遇。
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太公正好前去看她，见到有蛟龙在她身上。不久，刘媪有了身孕，生下了高祖。——如果这一段记载是当事人后来追述，那么我们说，这很可能是白龙入胎时，龙炁外溢显像的缘故。
刘邦长大后，“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这同样可能是真龙之炁外溢显像，至少在理论上，有此可能。
我们说刘邦起名为“季”，人人称他“刘季”，事实上是现代人的说法。
严格说来，这个“季”是他的字。按着古代惯例，《礼记》：“幼名，冠字…周道也”，“始生三月而加名，男子二十冠字”的讲究，刘邦三个月时，其父刘太公已经为他取名为邦。“邦”是“丰”与“邑”两字的联合——大概刘太公想暗示自己这个儿子出生于丰邑，没想到误打误撞，这个儿子后来拥有了整个国家，实现了邦的另一义。
刘邦年至二十，在宗庙中举行加冠礼时，他又得到一个字——“季”，这是其父或贵宾或自己起的。
综合起来：
刘邦从出生三个月直到二十，人人都喊他刘邦。到了二十岁成年，加冠，已有为父之道时，朋友等等已经不可直呼其名，都是喊他刘季，以示尊重；只有长辈、老师和居上位者才能继续称呼他叫刘邦，以示亲切。
刘邦自己谦称，则用名不用字，都是说我刘邦如何如何。所以说起名是为了分彼此，取字是为了明尊卑，示礼义。
后来到了宋元，普通的平民百姓已不再有表字，起表字成了有地位者的专利。
在下在前面已经讲过：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绝大部分并不是真龙天子，真正的几位真龙天子身上都有或明或隐的奇异之处，有识者方能识别。
《史记》说：刘邦的相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鼻梁，前额突起，有一副漂亮的胡须，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迥异于常人。
刘邦的未来岳父吕公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相面，经我给相面的人多了，没有谁能比得上你刘季的面相，希望你好自珍爱。我有一个亲生女儿，愿意许给你做洒扫妻妾。”——遂把吕雉嫁给刘邦。
高祖做亭长时候，一次请假回家到田里去。见一老汉相面，告诉他说，您的面相贵不可言。
刘邦藏身芒砀山时，吕雉从几百里之外的丰邑来找他，每次都能找到。刘邦感到很奇怪，问她原因。吕雉说，你住的地方，天上常有云气，看着云气来找你，每次都能找到。
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与项羽大战，兵败彭城，被楚军团团围住，眼看将成瓮中之鳖，忽然一阵狂风从西北刮来，折木发屋，飞沙走石，顿时天地晦冥，楚军大乱，刘邦乘机夺路而逃。
这些记载，在在下看来，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至少与原始事实相去不远。
当代人信奉唯物主义，十分多疑，但你们仔细想想，近世就没有这一类奇闻异事？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天命诏》曰：
“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
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也说：
“丹鸟呈祥，周开七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引自《大风长歌》）。
至于刘邦在逃往芒砀山的路上，拔剑斩巨蛇，后面跟来的人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哭泣，问她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一条蛇，躺在路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云云，应该出自“五方上帝”之说。意为秦皇是西方白帝之子，汉皇是南方炎帝之子，汉代秦立乃是天运循环。
刘邦出生在一个中等家庭，虽然他的太爷、爷爷比较了不起，但到他父亲这代，家境显然已经没落，当然比起普通人家，还不是很差。
学者们分析指出：
刘太公应该有两房妻室，或一妻一妾，类似士的阶层；
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但后来却被推择为吏，按秦法规定，“贫而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这说明刘太公家并不贫穷。
他的异母弟弟刘交可以远离家乡，负笈向当世名儒浮丘伯学《诗》，而这也是需要一定财力的。
刘邦本来是白龙降世，天生的聪明仁义，性格豪爽。
刘邦的家乡丰沛与孟尝君的封地薛，只隔着一个微山湖，大概受孟尝君影响，少年时的刘邦立志要做一个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
但战国末期信陵君威名更盛，天下传扬。青少年时代刘邦的第一偶像很快变成了魏国的一代伟人信陵君，他对信陵君的故事耳熟能详，甚是仰慕。当上皇帝后，每次从大梁经过，仍然要去信陵君的纪念馆（祠）虔诚祭祀，并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陵专业户，世世代代奉祠不绝。
信陵君死后，信陵君的门客张耳为魏国外黄令，继续结交天下英雄，行侠仗义，名气很大。
据史书推测，刘邦在十三岁至三十一岁之间曾数次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去魏国外黄，与张耳结交，在那里一呆就是几个月。
二人相处十分融洽，友谊终生不渝。
后来二人一起起兵，共同称王，结成了儿女亲家，刘邦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就嫁给了张耳之子张敖。
张耳那里：“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也——真是英才济济，贤达满座，高谈阔论，呼啸生风。刘邦与他们交游，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很快也成了一位豁达大度，气度恢弘的俊逸之士。
统计起来：“刘邦作为楚国人，在楚国的沛县生活了三十一年，渡过了他的前半生。其中，在楚考烈王治下渡过了十八年，在楚幽王治下渡过了十年，最后三年，是在楚王负刍治下渡过的”。
刘邦从小就胸怀广大，志向高远。与张耳等豪侠交接后，更是意气风发、敢作敢当，到处扶危济困，行侠仗义，以沛县的“信陵君”自居。
他天性仁而爱人，喜欢施舍，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喜欢舞刀弄枪，喜欢打架，喜欢骂人，喜欢追美眉（这是当时大侠的标准作派），心里总是梦想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
在一般庸人看去，刘季此人是不大正常，状似癫狂。
他虽然幼时和同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友卢绾一起读过几年书（毕竟他也是大夫之后嘛），能读能写，但在那个重武轻文的时代，自尊心极强的他，自然从来不肯以文士自居，相反，他总是三句话不离国骂——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粗人。
实际上，刘邦的文才绝高，后来随口做歌，都是出口成章，大气磅礴，雄浑已极——尽显帝王气度。
如我们知道的：
“大风起兮云飞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上安所施！”
白龙的文才，在四龙中最高，稍一出手，就是惊才绝艳、高标万世，实非李杜苏辛等辈文人之所能及。
仅仅十几岁，刘邦在沛丰地区已经有了名气。
本着侠士坦诚待人，平等接物的精神，他是三教九流一概结交，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只要意气相投，就可以两肋插刀——四海之内皆以兄弟视之。
史载：无论是县中小吏，镇上豪强，乡里吹鼓手、织曲贩履者，集市屠夫，穷得娶不上老婆的光棍，还是里中守门人、站岗的士兵，刘邦都绝无轻视之意，只要说上几句话，他们就会成为刘邦的莫逆之交，为刘邦舍命——这是何等罕见的政治才能？
刘邦领着一班弟兄抱打不平，行侠仗义，难免会经常触犯楚国法令。幸亏他的同乡好友萧何，此时已经当上了县吏，经常利用手中职权袒护刘邦，为刘邦消灾解难，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算没有出什么大事（《史记·萧相国世家》载：“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
刘邦轻财傲物，仗剑行侠，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既不务农种田、又不经商牟利，也不去学一门手艺。
在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看来，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打架斗殴。
与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既能种地，又能做买卖的刘邦二哥刘仲相比；与负笈求学，刻苦读书，以后可能考取吏员的弟弟刘交相比；老三刘邦岂不就是一个好高骛远的浮浪子弟，反面教材——所以刘太公常常骂他，跟他吹胡子瞪眼睛的。
大哥刘伯死的早，大嫂和老爸是同一个论调。
刘邦可是少年时代，私自外出，跟当代大侠们混过的，一想到种地经商，杀猪卖菜什么的，就觉得俗不可耐，无法容忍。
幸好战国时期，各国贵族还有养士之风，大概在刘太公心里，觉得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以后也就是做一个别人的门客——只能是以此收场了。
但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蒙武统领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一战灭楚。楚国刚刚占领几十年的淮北之地全数被秦军接收——刘季的家乡沛县“解放”了。
刘邦的游侠好梦也正式宣告破灭。
秦王朝是法制国家，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由官府判决。最讨厌游侠以武犯禁，明令取缔私剑，不准再擅自行侠，扰乱治安。对张耳之类的名侠，则悬重赏缉拿。
秦军占领淮北沛县一带后，摧毁旧的行政区划，设置泗水郡统领沛县等等，按照秦的户籍什伍制度重新编组了乡里社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百家为里，十里一亭等等等等。开始以小家庭为单位登记人口、财产，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劳役，“人人固定在户籍所在的土地上，邻里之间互相监督连坐，不得随意脱籍流动”（这是学者的观点）。
时局大变，沛县的乡里游侠刘邦面临着重大抉择——要么进入新体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要么一如既往，与官府作对，最后被迫流浪天涯。
从前256年出生，到前224年楚亡，依在下计算，刘邦做为楚人，已经在世界上生活了三十二、三年。但他似乎并不怎么爱楚国，既没有从军参战，跟着项羽的爷爷项燕，到离家不远的平舆前线去抵抗秦军，楚亡之后，也不见他有若何悲戚的表示，相反，就在楚亡不久，他竟然立刻当上了秦国官吏，且命人入薛治冠，欣然自得——出现这种现象，我估计是因为，沛丰曾属宋、齐、魏、楚各国，到了前224年，它又变成了大秦领土，所以当地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强烈。
刘太公对刘邦大概是比较溺爱、比较放纵的，因为太公本人就是一个好玩好乐的人，喜欢每天在劳作闲暇与邻居亲朋们在一起踢球、斗鸡、喝酒——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人好玩的人一般都是性情宽纵和平，无可无不可的，对不长进的儿子打了几次，骂了几次，实在不听，也只好由他去了。
刘邦虽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但他损害的只是刘家。在乡里外界，他得到的评价却是很高，像什么光明磊落，疾恶如仇，正直无私，天性淳朴，乐于助人，扶危济困，讲义气，够朋友，行事果决等等。
当代的无知文人，总是以当代的社会环境去推求古代社会，认为既然现在中国没有侠士（已经过历朝历代多次剿杀，尤其是实行菜刀实名制的某朝，更是对此防范极严），那么古代就肯定也就没有侠士。现在的城乡只有地痞流氓，政府不加管束，那么刘邦肯定也是“地痞流氓”，是小混混，是不学无术、贪财好色、寡廉鲜耻，甚至阴险毒辣的一个人。
他们甚至举出了刘太公骂儿子“无赖”一事，殊不知在秦汉之际，无赖只是指没有专业技能、无所赖以谋生的人。除了这个意思，“无赖”还有亲切笑骂的意味，有顽皮、可爱之义，类似今天我们说的“臭小子”。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不是说：“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刘太公口里的“无赖”，正有此意。
刘邦的错误并不在其早年，他的真正错误是日后诛除韩信、彭越等异性诸侯王时，做的太过分了，虽然消除封建割据势力完全是应该的，但不念人之大功，建国之后立即翻脸，还是违背了天理人情。所以再下一辈子，上天要罚他当一回臣子，让他也体验体验，当臣子的是怎样的兢兢战战、艰难不易。
战国时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后世有很大不同。
太史公司马迁后来游历刘邦家乡，微山湖（当时还不是湖，是泗水的泛滥沼泽区）对面的薛邑时，曾说道：
“我曾经路过薛邑，那里的乡间有很多桀骜不驯的少年，与邹国、鲁国不同。我问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的人以及奸诈的人六万多家居住在薛邑。世上传说孟尝君好客并以此为乐，确实是名不虚传啊！”——可见当时游侠之多，游侠风气之盛，而薛邑与丰沛仅仅有几十里地的距离。
刘邦在呼朋引类，行侠仗义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那时他没有婚娶，只是找了一个马子曹夫人为外妇。
“外妇”在词典中，是指男子于正妻以外在别处另娶的妾或者私通之妇。
依理推断，这位曹夫人应该是有夫之妇，夫家姓曹，她与刘邦私下有染，生下了儿子刘肥，刘邦发迹后，把刘肥从曹家要了回来，让刘肥回复了刘姓，封为齐王，又追封刘肥的母亲为曹夫人，以示纪念。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思想，还没有被宋明的腐儒们所阉割，还相当健康。那时社会上节烈观念淡薄，两性关系相当开明、开放，婚外发生性关系的事例比比皆是。有些地方甚至比较淫荡放纵，类似于男女交接极为自由的原始公社时期。
在男女两性关系上，更倾向于儒家的秦始皇帝嬴政只好到处宣讲：“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甚至规定：“夫为寄豭（jiā），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禁止有夫之妇弃子而嫁，夫死再嫁属于不贞无情。要以礼法来分别内外，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该圣洁虔诚。
丈夫在外淫乱，杀了也没有罪过。妻子弃夫逃嫁，儿子不要认她为妈。——但是效果很有限。
正如识者所言“刘邦的时代，华夏古风尚存，男儿血气方刚，轻生重义，尚武豪侠，至于好色贪杯，使酒任气，也是丈夫之习性”。那时的中国人，“绝无魏晋以来，敏感文弱，玄学贪生，精气为文化所消磨的蔫萎气”，大多慷慨豪放，以大丈夫自居。
鲁迅先生亦指出：“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
刘邦好色，十分正常，他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
今天的中国男人则不然，个个好色，却个个拼命否认——脑子里塞满了乌七八糟的主义思想，奇谈怪论，无法消化，远不如古人活的真实潇洒。
沛县“解放”之后，刘邦的处境反而迅速好转。
原来，楚人所用，大抵都是自己的宗室，或者老牌贵族，楚国雄兵百万，地方万里，却连战连败，正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不能以功绩奋士，得人死力。
刘邦的爷爷虽然是个大夫（还是魏国大夫！），毕竟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刘邦之父和刘邦都无缘仕途。
秦国号称法制国家，对于原属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所有人民，却是等量齐观、一视同仁、一律以功勋任用的。所以秦律虽然有它冷酷的一面，也有其温情公平的一面。
沛县入秦后，按照秦始皇帝新颁布的官制，县令和县里主要属官，由秦国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属下的官吏，则在当地人选任。
据专家研究，秦代选考公务吏员，有几个条件：
其一，被推择的候选公务员需要有善行，有良好的品质。韩信就因为“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
其二，有一定年龄限制。根据秦律，秦时为吏者必需在壮年——三十岁以上，毛头小伙子还不成熟，不能用。
其三，家贫者不得被推择，这倒不是秦始皇帝歧视无产阶级，而是因为当官是要担很大责任的，古人相信“有恒产者有恒心”，你一个裸官，一无家二无子，干一票就可能逃跑，谁敢用你？
其四，实行保举制——推举者和被任用者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刘邦已经三十出头了，家道小康；经常扶危济困、赈济他人，又喜欢主持正义、抱打不平，在当地百姓中口碑很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是下有乡里父老兄弟推举，上有萧何等人的保举。
说到具体考试：刘邦的剑术武艺肯定不错（否则怎么当游侠？），读写计算，也从小就跟老师（据说是马惟老师）学过，所以在前222年左右，全国还没有完全统一解放之时，据说刘季就参加了泗水郡地方小吏的选考，考试合格了，被任命为沛县下面的泗水亭亭长，开始试用。
进入仕途试用一年后，刘邦转正，正式成为大秦帝国泗水郡沛县下属的泗水亭亭长。
这时候，刘邦三十三、四岁，正当壮年。与国破家亡，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的楚国的贵族官僚们相反，大秦帝国对于刘邦来说意味着机会，意味着命运的转折，意味着上天的垂青。
泗水亭在沛县的东面，地处县城东郊，靠近现在的微山湖，与孟尝君的封地薛县隔沼相望。离刘邦的出生地，处于沛县西部的丰邑东西相隔大概有几十里之远，但是离县城很近。
亭负责十里内本亭部的治安，要抓捕盗贼，还要收发传递政府邮件，接待往来的官家使者，所以亭是邮递站、小驿站加派出所。刘亭长的下属有求盗一人，负责治安，还有亭父一人。亭父是主管每天开门闭户，招待上访，打扫卫生的。求盗则相当于后世的捕快或者派出所民警。亭舍的墙上挂着弓弩、戟盾、刀剑、甲铠等武器，这是亭里的标准配置。
刘亭长没有家眷，就长期住在亭舍。他每天佩着特制的竹皮冠，披着甲，带着弓，一手提剑，一手持竹简命令，带着一两个下属，在十里地面，三村五巷，四处巡逻游逛，倒也颇为威风得意。
由于是县里的派出机构，亭由县主吏掾（功曹）——也就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直接统辖。更具体的说，在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刘邦归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萧何管。
刘邦在自己的游侠时代主要与民间的哥们儿交往，像沛县的大哥，游侠王陵，平起平坐的豪强壮汉雍齿，自己的小兄弟卢绾、樊哙、周勃之类。
作了泗水亭长之后，他结识的主要是沛县中下级官吏，如曹参、夏侯婴、任敖、周苛、周昌等等。正是这两部分人，成了刘邦开国打天下的基础。
他经常在泗水亭舍附近的王大娘酒馆、武大妈酒店招待朋友。事实上就是在讨论国事，组织队伍。
上天早已为刘邦配备了大批助手，远方的更多，譬如此时的韩信、彭越等武将，张良、郦食其等文臣。
其中许多都是天兵天将，许多是星宿，还有许多是各个天国，各个层次的神灵。譬如，韩信就是天狮转生，此际正在穷困潦倒，餬其口于四方。
刘邦据说当了15年泗水亭长，其亭长生涯与秦帝国几乎相始终。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于河北沙丘时，刘邦已经四十六岁，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造反；公元前209年10月，48岁的刘邦率众起兵，他56岁——即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在定陶即皇帝位，开创了雄风簸荡、气象万千的大汉王朝。
公元前219年，四十一岁的秦始皇帝嬴政大规模东巡，他停留在彭城厌胜，幻想要压制刘邦。此时，三十八岁的刘邦正是他的手下干部之一——当然是最基层的一个小吏，他正在勤勤恳恳地为大秦帝国奔波服务。
嬴政隐隐约约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对其姓字名谁，身高长相一无所知。刘邦呢？恰恰相反，很快却成了嬴政的粉丝。
正如专家所说：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的开拓建设时代，帝国的工程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像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在咸阳北坂上重建六国宫殿基本上是战前的事，主要由秦国人自己承担。
与某些后世相比，秦的徭役相对沉重，赋税相对繁重；与战国时代相比，秦的赋税徭役显然已经减轻了一些。
抛开腐儒灌输的偏见，我们应该看到：“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这是某学者的总结）。
国家没有财力人力，什么事也办不成。
大英帝国税率很高，称霸世界几个世纪；欧洲各国税率很高，科技发达，民富国强，福利完善，人人向往，我们能说人家做的不对吗？
按照秦律规定：全国男子17岁至60岁为服役期，有爵位的五十六岁免老，无爵位的士伍免老的年龄则为六十岁，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少。
兵役和劳役不分，每年农闲在本县服役一个月，算是常年有的徭役。除此之外，一生当中，还有一年要在本郡、本县服役，一年在外地服役。外地或者是首都，或者是边郡、他郡，根据国家的需要而定。
这两年集中的徭役，算是秦人一生中的大役，特别是一年的远役，背井离乡，跋山涉水，自然颇为难耐。
大秦一统天下，“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如专家所说）——这都是为天下苍生造福之事。再加上大秦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对六国军民也是一视同仁，一体任用。仅仅赋税徭役比较繁重，相信当时的人们还是能够理解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本朝开国时期的建设历史。
大约是在秦始皇帝第一次东巡以后，几年中的某一年，按照规定，刘邦应役咸阳。
在沛县属楚时代，刘邦曾经去过魏国外黄县，去找大侠张耳，学习行侠。那次他独自一人，远出几百里，已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了。
这次西去咸阳，刘邦更是饱览山川秀色，遍查风土人情，滋生出了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冲天壮志。
从沛县往西，去咸阳一直要走二千余里，出泗水入砀郡，到了三川郡，从地图上看，刘邦已经走上秦始皇经常要走的秦驰道。
他沿着荥阳－成皋－洛阳一线西去，进入新安、渑池，过了崤函山地，就由函谷关进入了关中。
关中是秦国本土，地理形胜，物产富庶，人口众多，吏治清廉。且山高林密、土厚水深，宫殿村舍、壮丽整洁，其风俗醇朴，政通人和，荀子曾誉之为至治，称美赞叹不已。
初次入秦的刘邦无疑与二、三十年前的荀子一样，处处感到耳目一新。
秦国的兴盛与其法治密不可分，汉代在这一点的继承上，做的相当好。
正如孙皓辉先生所断言：
秦以前，中国是礼制时代；秦以后，中国是人治时代。
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160年上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制时代。秦人实现了古典时代高度的公平正义原则，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秦人崇尚法治，崇尚公平。秦代法治原先是战时法治，虽有重刑，但重赏与之平衡，虽有严罚，但尊贵与之平衡。
到了秦始皇时代，经过秦国君臣的不断努力，秦法强烈的战时法气息已经大大减弱，立法精神已经充满了和平理性，从出土文物看，秦法既不过严，也不过苛。譬如饱受非议的连作制，在出土秦律中就几乎没有具体体现。
在秦二世时代，秦始皇帝立法的公平正义性还有相当保持，所以章邯的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他们不但没有叛变，反而拿起了武器，去竭力维护这个曾经惩罚了他们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精神的公正，感召所致。
那是一个精密管理、高效生产、法制严明的时代，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治吏太严——严到了影响稳定的程度。
曾有学者指出：在秦始皇的统治下，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奉公守法，被各类规章制度，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出现过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
由于对官吏团队过于苛察严求，官员在压力下不敢贪不敢拿，最后竟使得秦朝官吏与帝国中央之间发生了离心力。后来天下大乱，六国贵族反叛，秦朝各郡县的官吏，往往竟然成了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
经过这次教训，后代的皇帝可是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之间，他们只得罪一个，在“仁义道德”或者与国际先进法制理念接轨的幌子下，皇帝对官吏们的腐败睁眼闭眼，甚至暗中纵容他们贪污腐败以便加以收买——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有了这些城狐社鼠、贪官污吏的拥护，一般的人民起义，竟然真的很难动摇政权了，譬如黄巾起义，譬如太平天国。
专家们的判断是：
刘邦入秦，对秦人大生好感，他在关中既没有受过虐待，也没有吃过苦头，所以后来领军攻入关中时，他一不杀、二不抢、三不烧，保留原有政府机构，约法三章，亲自与关中父老对话，对秦国吏民，有格外亲切的表示。
刘邦建国后，定都洛阳，但戍卒娄敬一谏，刘邦即日命驾，迁都关中，这与他初次入秦时留下的关中情结，不可能没有关系。
秦帝国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初始，三代时比较民主的遗风尚存，人民与君王之间还没有后来的深深隔阂。
皇帝出巡，常常允许百姓站在道旁观瞻。
某一次，嬴政从咸阳出巡，刘邦大概是穿着工作服，有幸挤进了人群。站在观瞻者的行列之中，他亲眼目睹了秦始皇帝在精锐的步骑警卫下，摆列盛大的车马仪仗，浩浩荡荡出巡的风采。
只见秦始皇帝坐着六马挽驾的金根车，车盖舆墻，皆施彩画，轴悬飞铃，马佩璎珞。由于御车上金饰七百余，银饰近千件，整个御车光彩夺目，辉煌灿烂，宛如天帝座驾。
君临天下的始皇帝端坐车上，身着黑色为主的衮龙袍，戴天子十二旒冕，大概是霸气十足，目光锐利，令人不敢对视。
御手则头戴切云冠，腰佩长剑。看上去忠心耿耿，威风凛凛。
两旁是护驾铁军，人似虎，马如龙，一列列戈戟森森，盔明甲亮，然而却庄严肃穆，寂静无哗，令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
看到秦始皇帝出巡的法驾是如此的光华耀目，声威煊赫，咫尺之间，感受到秦始皇帝的肃杀罡气，无上天威，刘邦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不由自主地在心底里发出来一声长叹：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不知道，上天也正在为他准备这一切——对的他一生成败攸关，最为重要的一位伟人早已降临在他的身边。
这个人就是他的辅弼者，前世的仲父，今生的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