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帝二十九年）春，南方的战争刚刚打响，四十二岁的嬴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巡狩。
应该是上一年，大海的壮阔，芝罘山和琅琊台的海上仙山美景，给嬴政和他的爱妃儿女以及群臣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欢乐——所以不仅嬴政想出游，其他人也是跃跃欲试、时常鼓吹，撺掇不已，都想在海滨度夏、戏浪玩水。
图/秦始皇第3次巡狩路线图
所以第二年一开春，东巡的车队就立刻出发了。
这一次他的出巡路线应该是：咸阳，函谷关，洛阳、荥阳，大梁，东郡，临淄，芝罘山，琅邪。回来时是琅邪，东郡，在东郡过黄河，折向西北，沿漳水河谷到上党郡，河东郡，再西渡黄河，返回咸阳。
这一次，嬴政在阳武博浪沙遇刺。
阳武县在三川郡的东部，博浪沙在阳武县（今原阳县）南，正当洛阳到大梁的东西秦驰道要冲上。
据说此地：北临黄河，南临官渡河，是一片平原。估计是河水泛滥所致，平原上到处是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沙丘。咸阳到山东半岛的驰道——东方道正好从这里通过。这里以前是战国时韩、魏交界处，相当荒凉。
此地号称博浪沙，时当春季，风力强劲。春风一至，肯定是经常风沙大起，弥漫天际，弄得白昼如晦，咫尺难辨对面。
刺客选择此地下手，可谓是精于策划、用心良苦。
从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刺客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家三杰之一：张良。
张良是韩国人，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两朝宰相——因此，张家在韩国乃是头等贵族。
张良从小就看着秦国经常欺辱韩国，大约在二十岁时，秦内史腾灭韩，社稷沦丧，国家灭亡。
失爵之辱，灭国之恨，深深地烙在了张良心头。从那时开始，他就一心要为韩国报仇雪恨。
秦始皇帝善待各国贵族，韩亡时，张良当时家中还有奴仆三百人，家财万贯——并没有被秦国政府查抄。
但是张良并不感恩，与出将入相、紫袍玉带的大贵族相比，家财万贯，奴仆三百人算什么？也不过是一个有钱的富家翁，一个有钱的黔首而已。
张良大概是家中长子，为了给韩国报仇，他在弟弟死时都顾不上安葬，就变卖了所有家产，到处寻求刺客，准备刺杀秦始皇帝。
上文我们说过，他在朝鲜的苍海君处，终于寻找到了一位大力士，愿意为他效力。据说此君能够投掷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能够在很远处出手一击，立毙对手于锥下。
张良显然参考上了一年秦始皇出游的路线，煞费苦心，不知踏勘几次，才精心选择了博浪沙作为狙击地点——博浪沙遍布沙丘，风沙又大，狙击后迅速逃走，实难擒获也。
巡游的车队到了，旌旗猎猎，车轮滚滚，兵戈锵锵，戒备森严——沿着驰道，宛如长蛇爬行在曲折起伏的沙丘之上，长达数里。
时值初春，风力疾劲，到处风沙弥漫，吹的人睁不开眼睛，车兵和骑兵的保卫工作非常困难。
张良和力士两人大概是挖好了坑，埋伏在沙丘后面，借着顺风窥视着车队。
可怕的是，车队太过庞大，估计至少有数百辆之多。这时候两个人的眼睛显然已经看酸了。
两个人好不容易等来了天子所乘的六驾马车，但对于他们，不幸的是，马车竟然有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的两辆。
原来嬴政多次遇刺，早就想好了防范措施，出巡时，天子之车，一正一副，乘坐哪一辆，没有规律，变幻莫测——两辆车一模一样，又没有开窗，看不见人影，看你怎么下手？
估计看到这种情况，张良当时就愣住了。但时机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他也只能是不管不顾，采用赌徒心理，放手一搏了。
在两辆御车中，大概他随手指了一辆，命令力士投掷。
铁椎（垂），是古代兵器，这种兵器应该分带柄的和带链的两种，用过这两种椎的人都很多。
用过带柄铁椎的，如：信陵君的门客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魏将晋鄙，使信陵君得以窃符救赵，一战成名；
西汉淮南王刘长袖金锥，击杀吕太后的面首辟阳侯审食其；
五代猛将李存孝，南宋岳飞之子岳云用之战场破敌，刚猛凌厉、无坚不摧；
“土木之变”明将樊忠，用以击杀奸臣王振；
清代作家魏禧所述侠客大铁椎所用之椎则是带铁链的，拉开有一丈多长。
张良找来的大力士所用铁椎，应该也是带铁链的这种——不然很难远掷。
秦代一斤为今天二百五十八克，此公铁椎号称重一百二十斤，也就是今天三十公斤多一点。能把这个重量的物件，抡起来远投，当然也是神力惊人。
当时的场景估计是：
力士闻命站起，借着风沙的掩护，展开铁链，舞动铁椎，奋力向二三十米外的帝驾掷去。
隔着夹道松柏，隔着皇帝御车旁边的多层护卫铁骑，铁椎挟风带电，呼啸着直奔驰道中心，也就是天子道正中的一辆御车飞去。
大概是“喀喇”一声，一辆御车已经被一椎洞穿，车内御座上如果有人，自然是非死即伤，很难幸免。
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在几秒、十几秒内，已告完成，至于嬴政是不是会被击中，到底是死是活，就得看天意了。
两人当然是无暇仔细观瞧自己的战绩，借着风沙的掩护，借着熟悉博浪沙地理，借着可能已经多次演练的条件，二人撒开丫子，如狡兔灵猫、飞奔而去。
由于沙丘上荆棘丛生，枯草新芽遍地，到处是沼泽水洼、初生的芦苇。不利于骑兵追踪，更可能两人在黄河或官渡河边早已准备好了小船——不管怎么说吧，俩人竟然迅速摆脱了紧追在身后的骑兵步兵，虽然极其惊险，但却成功脱逃。
漫天风沙中，雷惊电掣的一击，显然会让在场所有人暂时停止反应。
秦始皇帝大概当时正在御车中办公，猛听得轰隆一响，隔窗探头望去，大概他接着就看到了副车破碎，人喊马嘶，群臣惊慌失措，围上来护驾的样子。
几秒钟的惊愕之后，群臣和御林军看到皇帝陛下没事，自然是不待皇帝下令，就立即向人影逃走的方向，展开了凶猛的追捕。
或许是天神暗中保护，铁椎“准确”地击中了副车。这样，不仅秦始皇帝毫发未损，而且由于另一辆的天子座驾肯定也是无人敢于僭居其中，所以这一次刺杀的结果，应该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说到底，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但皇帝陛下仍然十分震怒，他下令：帝国军警宪特，民政系统一起出动，在相关地域展开了了十天大搜捕行动，缉捕严拿。
张良在逃亡中途，一定是听说了自己行刺的结果，他当然是心情沉痛，懊恼不已。
张良和力士二人，应该是分道扬镳了。
力士先生拿人钱财，替人销灾，得了巨额报酬，自然会去逍遥快活。张良则逃到泗水边的下邳县（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隐姓埋名，潜藏下来。
此次刺杀事件表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已经三年，但山东局势仍然非常不稳。数十万人失去土地、权力、爵位的贵族、官僚，以及手下宾客死士，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颠覆大秦，夺回自己失去的江山。就是六国普通民众，也是百年仇恨，一时半刻难消，虽然表面归顺，骨子里对于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完全认同。
当此之际，有此借口，为了防止分裂，长治久安，嬴政实在是应该考虑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于六国贵族，对于国家死敌，实在是不宜过分慈悲、施行妇人之仁。
前世祖龙，身为武王，灭纣之后，对殷商王族，贵族就十分优待，意图感化，合同天下，结果等来了武庚叛乱。若非周公明圣，大周天下必然已经倾覆。
第二次轮转的祖龙，又一次犯下了同类错误。但这一次，哪里还有周公？
可能因为天下贵族大半都是嬴政前世所封，很多还是他的子孙，嬴政经过此次刺杀事件，仍然没有醒悟。他没有狠下心来，大加鞭挞，甚至诛杀。
大索十日之后，对于刺客的追捕，是不了了之，对于六国旧贵族，仍然没有进一步予以断然处置。
这正是：
博浪沙尘涨连天，
猛士屠龙黄河边；
惊天一击疑真幻，
预告中原起烽烟。
张良逃走，亡匿下邳，需要更名改姓，这说明秦帝国的侦察机构，对于到底是谁在行刺皇帝，已经有了初步结论。
但是帝国的法网并不严密，至少在东方地区，就远不如在秦国故地——正因为这样，所以张良可以改名换姓沉入民间，风头一过，还敢跳出来，抱打不平，行侠仗义（为任侠）；
项伯杀了人，竟能跑到下邳，跟随张良，躲藏起来（估计张良已经小有名气，手里还相当有钱，能养门客；
项梁杀完人，也可以带着爱侄，跑回江东（与籍避仇吴中），继续抛头露面，主持各种大事。
（项氏出自芈姓，为楚王后裔。春秋时，楚国公子燕受封于项城﹤今河南项城县﹥，其子孙遂以国为姓。）
后来到了二世之时，法网更是稀疏，彭越、黥布、刘邦等人，已经公开亡命江湖，为匪为盗，打家劫舍，官府竟然视而不见，没有加以缉捕。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秦始皇帝认为，山东各国人民久炙礼教，不习惯法的拘束，为了感化他们，为了绥靖地方，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对于东方各国，有意放宽了尺度。
嬴政的性格相当好斗，仁勇兼备，无所畏惧。在搜捕进行时，皇帝陛下的东巡队伍已经在继续前进，经过了临淄等地，于仲春时节（后来的阴历二月），再一次到达之罘。
之罘山高四百米，虎踞海面，危崖断壁，估计在那个季节，还是海风凛冽，寒意颇浓。
这么早，嬴政君臣就跑到了海边，可见这群内地人，对于大海的向往，已经达到了何等急迫的程度。如果没有张良行刺，我估计秦国君臣年年都会到东海之滨去，消夏避暑。
嬴政君臣再一次登上之罘山，又一次刻石立碑，碑文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
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
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 。
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
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
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
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
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
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在这秦始皇帝二十九年，正值仲春时节，阳气上升，天气开始和暖。
皇帝陛下巡视东方，登上了之罘山，如同一轮红日，照耀着大海汪洋。
群臣观赏美景，感叹陛下的丰功伟绩，追念鸿业初创。
伟大的圣君治理天下，厘定制度法规，阐明了准则纪纲。
他对外教化诸侯，遍施恩泽雨露，显扬大道公理。
可叹六国之君邪僻，贪得无厌，争战不休，对黎民百姓虐待残杀不已。
皇帝哀怜众生，发师前往征讨，奋扬武德公义。
正义战胜了邪恶，军威震慑宇内，诸侯望风归顺。
强敌束手，百姓得救，四方勘定。
于是陛下施行明法，治理天下，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永恒正义的法则。
伟大啊！
天地之间，神州赤县，万里河山，将永远遵循圣意！
群臣感念陛下功德，请求刻立石碑，表率千古不坠！
齐国国君曾多次登临之罘，齐康公甚至常驻于此。
秦始皇帝又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据此判断，则之罘山上，当有行宫。行宫外有阙，阙也称观——《尔雅》曰：“宫门双阙，旧章悬焉，使民观之，因谓之观”。
在山顶刻石后，秦国君臣意犹未尽，又在行宫外的东观立碑刻石。
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
逮于海隅，遂登芝罘，昭临朝阳。
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
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
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
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
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
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
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
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
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东观碑文是说：
在秦始皇帝二十九年，皇帝春天出巡，开始视察远方。
他来到了东海之滨，登上之罘山，像太阳观赏初升的又一轮朝阳。
遥望广阔壮丽的海天，众臣追本溯源，往事历历在目。
自我大秦施行法治，对内崇尚礼法，对外诛灭强敌。
军威有如雷霆，震撼四海八荒，俘虏擒获了六王。
一统江山万里，根绝连年战祸，把兵器永远收藏。
皇帝修明文德，经营治理天下，是这样的孜孜不倦。
高举正义的旗帜，制订器物标准，使一切易于度量。
群臣依法治国，各有分工分职，一切都那样明确。
百姓移风易俗，天下同一法律，不再会有差池。
各种职分既定，后代遵循不替，永远承袭圣治。
群臣赞美明德，敬述圣主伟业，请刻之罘为式。
秦国的群臣把秦始皇帝比作太阳，这和今天学者所说“始皇大帝——照耀过东方大地的太阳”一样，都是有感于秦始皇帝所建立的赫赫功业。
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某个头脑混乱，被各种匪夷所思的理论弄得莫衷一是的可怜族群，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民族，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伟大英雄，都是不吝赞颂褒扬，世世代代讴歌传唱的。
两块刻石热情赞颂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治理天下的丰功伟绩，强调秦始皇帝统一天下是顺天应人，为人民除害兴利。
刻石强调要“依法治国”，其理念之超前，足令今人愧汗。没有法度，有法不依，谈何励精图治？
秦国臣子赞美自己的君主，除了赵高等心怀叵测的个别人，我想大半是出于真心。
孙皓辉先生评论说：“在天下一统后，他颁书封赏了二十八侯君五大庶长，这在秦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不杀无辜，善待臣子，这在后世的封建帝王中是难得一见的，甚至在近代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历数各代各朝，秦始皇帝君臣之间，关系之和睦，相处之亲密，无猜无嫌、不妒不忌，足称万世楷模。
这是一个豁达大度，礼贤下士，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的君王。
孙皓辉先生所说：“二十八侯君五大庶长”，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孙先生学者出身，作风严谨，想来必有所本。
说到唯才是举，始皇时朝廷上的许多高官都是布衣卿相，由秦始皇一手提拔，可以为证，如李斯，如尉缭，如茅焦。
说到礼贤下士，例子很多，譬如顿弱不愿大礼参拜君王，非要抗礼万乘，以示人格伟大，特立独行。
嬴政听说后，大概也就莞尔一笑，随即便欣然同意——这次会见对嬴政帮助很大，嬴政在顿弱的提醒下，终于成功地开辟了至关重要的第二战场，“智取六国”。
嬴政礼贤下士，倒也不能说都是出自他的性格完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政治上竞争的时代，“得贤者昌，失贤者亡”，士之归趋决定着国家、社稷的存废，有国有家者焉敢妄自尊大？
战国之士一般都文武兼资，通晓各种实用技艺，本事大得很，脾气同样大的惊人。现代人动辄把后来的所谓读书人比附为先秦的“士”——这在本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一个几乎万能，从思想到政治、经济、军事，从科学技术，逻辑推理到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日本所谓“士”虽然偏于武技，也算是庶几近之。
中国宋代以后的读书人也腼颜称“士”，但却是百无一用，酸丁腐儒；除了会写几个字，会做几篇八股文，可以说是“任嘛嘛不行，任嘛嘛不会”。
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活着的目的就是骗官当官。当官的目的就是捞钱，捞钱之后，黄金屋、颜如玉、车如簇都有了，人生的目的就算达到。
至于理想抱负、国计民生，在他们的眼里恐怕是完全虚拟、一文不值。
就算他们还有理想抱负，还惦记国计民生，凭借他们所学的那几本古代经书，他们也是有心无力，不知如何着手。
我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要专门培养一个当官的阶级。
他们有能力吗？——答案是没有。
他们有道德吗？一个专门依靠别人为生、做吸血鬼，贬低一切科学技术、实用技艺，维生本事的人，一个连自己都不愿意养活的人，哪里配得上，谈论什么道德？
元王朝最英明的举措，就是把这群垃圾贬为老九——事实上，他们连乞丐都不如（乞丐还能养活自己呢），就更别说与春秋战国时铁骨铮铮，动辄冲冠一怒，剑及履及的“士”来加以比较了。
战国之士是真正的“志士”，勇于坚持真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他们的口号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君礼臣忠，必须两尽其道——关系是双方的，两好噶一好。你国王、皇帝要是对臣下无礼，那就别怪我臣子怒目而视，甚至拔刀相向！
他们宣传“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
这种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譬如崔武子之妻棠姜美丽，齐庄公与她通奸，崔杼怒而弑君；宰相晏子临君之难，哭之而已——他认为臣子不是国王的奴才，国王不为社稷死，则臣下不死君难。
在《孝经》中，曾参问孔子：
“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孟子甚至说：“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这与后代腐儒所宣扬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则为不孝”——完全是尖锐对立，截然相反的。
战国之士是真正的大丈夫，对于君主的威严，富豪的阔绰，往往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他们的逻辑是：只有贫贱者才可以骄傲，富贵者怎么敢骄傲，慢待士人呢？——“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
——国君骄傲，就会失去封国；大夫骄傲，就会失去采邑。失国失家的君主贵族，就会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待遇。谁会给你补偿？
而贫贱的士人，建议不被采纳，行为不合要求，穿上鞋子就可以离开——到哪里还不是一样贫贱，我们能失去什么？
大秦虽然统一，士风毕竟未替，秦始皇帝在这种历史潮流、社会背景下，当然也不大可能对臣子颐指气使，以奴隶视之。
非但如此，嬴政对臣下完全可以说是，像刘秀一样，推心置腹、仁至义尽，打破了“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的历史定律。
在政治上，嬴政对臣子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对李斯、对尉缭，对所有他用过的重臣，几乎都是这样。举例说，统一之后，他多年出游，从未以留守者窃国为虑。
王翦一家三世为将，蒙骜一家三世为将，都是位高权重、势力很大，在某些君主看来，危险系数很高，但嬴政对他们却是恩宠有加，从未加以猜忌。
在待遇上，他对尉缭是与之亢礼，穿一样衣，吃一样饭，有如孟尝君待士。
对姚贾，封之千户，以为上卿。
对王翦，予之良田美宅花园池塘很多，待以师礼。
对李斯，多重联姻，予之富贵极矣。
……
等等等等。
他以绝对信任，言听计从，谦恭礼敬，赐爵、重赏、联姻等方式，与朝中重臣结为一体，鱼水和谐，唇齿相依。
既没有剪除功臣宿将，也没有让他们赋闲退养。对他的用人特点，宋乃秋先生评定为“谦恭慷慨至极”。
大秦朝廷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人才济济、群星闪烁，终竟使嬴政能统一天下，确立郡县制度，功齐三皇五帝。
李太白“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的评语，可谓知人之论。
在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君王中，嬴政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最好的。在位三十七年，没有诛杀过一位将军大臣（程步先生曾言）。
嬴政不但对元老重臣十分礼遇优待，对身边的小臣弄臣也是相当宽容。
优旃是侏儒倡优，善于开玩笑，善于进谏。有一次秦始皇帝在朝中举行酒宴，外面下起了大雨，殿阶下的卫士们因为下雨天寒，冻得直打哆嗦。优旃见了，很可怜他们，于是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想休息啊？”卫士们都说：“当然啦！太想休息一会，暖和一下啦！”优旃于是嘱咐他们：“过一会儿，我如果喊你们，你们要快速地回答。”“在”。
过了一会儿，大殿上的臣子们为秦始皇帝祝寿，高呼万岁。优旃大声喊道：“侍卫官！”侍卫们回答说：“在！”优旃说：“你们虽然长得人高马大的，有什么用处？下雨天也只能站在外面挨冻。我虽然长得矮，却可以坐在殿内暖暖和和休息——你们怎么跟我比。”
嬴政听了，知道优旃在讽谏，于是命令卫士减半值班、轮流休息。
秦始皇曾经计议要扩大上林苑，准备扩张到东至函谷，西到雍县和陈仓。优旃听见，笑着说：“很好啊。多养些禽兽在里面，敌人从东方来侵犯，让麋鹿用角去顶他们就足以对付了。”
嬴政听了优旃的巧言进谏，知道自己处事不妥，就赶紧停止了扩大苑场的计划。
现居香港的钟某某先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以后应该会赫赫有名。他因修密宗拙火定，而得宿命通。几年前因事北上，与余相值。
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他回忆说：我与祖龙结缘已经数世。
在周武王时期，我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我那时非常贤惠，多才多艺，长的也挺美。
武王为人非常之好，胸怀宽广、治国公正，他的军队军纪严明，从来不敢践踏百姓。
我那世没有为他生子，在他去世不久，因为悲痛，也早早的撒手人寰。
在秦始皇时代，我是他的宫廷保健医生，但不是电视剧上救他那个（他指的可能是夏无且）。
秦始皇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凡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有了好东西往往先可着别人来。譬如始皇吃什么喝什么都给我，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让我，很有人情味的。
他的最大优点是能平等待人、嘘寒问暖，没有架子，身边的人对他也是非常忠诚，赤胆忠心，遇到危险都是舍命护驾。
在几部《天经》上，此类记录也很是不少，在下事繁，还没有予以归纳整理，但总体印象还是有的。
种种记录表明：
嬴政是一个胸襟开阔，从谏如流，待人彬彬有礼，很有贵族绅士风度的皇帝。
他比较易怒——这主要是他在朝处理政务之时；
平居时的秦始皇帝，基本上是一个温婉和蔼、举止随和的人，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质朴纯真。
臣子们，对皇帝陛下的回报，是令人感动的忠诚。譬如蒙恬就宁可自杀，也不愿有负先帝。
李斯也说：自己曾辅弼皇帝，“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并且“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减轻刑罚、减少税收，以满足主上赢得民众的心愿，万民百姓都拥戴皇帝，至死都不忘记皇帝陛下的恩德。
史书留给我们的，那个鹰视狼顾、杀人如麻的独夫暴君形象，显然是一种讹传。正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乃是对历史的歪曲。
当然，秦始皇对官吏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有人说这样做，不利于政治稳定，动辄把贪官污吏送去劳改，是过于残忍啦，以至于秦末之时，各郡县官吏皆有反心。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分怎么看——对于最广大的下层百姓，是吏治严格好，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官吏巧取豪夺好，乃至于与之同流合污好，我想结论还不难做出。
秦始皇帝善待臣子的唯一坏处，可能是赦免了已经犯下死罪的奸臣赵高，念人劳绩、赦人死罪，竟然留下了这个结局，真是让我们后人唏嘘感叹——感叹历史的波诡云谲。
嬴政的东巡队伍停留在之罘山时，大秦帝国的数十万大军（恐怕没有五十万），已经开始浩浩荡荡，大举南征。
他们突破南岭，突破武夷山脉，突破川南的崇山峻岭，向着福建、两广、云贵高原，迅速挺进，通过刚刚建立的驰道邮路，秦军胜利的捷报，随着快马，雪片般飞来。
皇帝陛下在帝国的东方沿海，应该是遥遥指挥着在南方的瘴雨蛮烟中奋勇作战的五路军团。
帝国的版图在迅速膨胀，大臣和皇帝一定也会欣喜不已，美似登仙——秦人是讲究功利，讲究实用的。对于领土的扩张，对于本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大，对于南方广袤可耕地的获取，他们必定会兴奋异常，很有成就感。
他们还没有后世儒家那么多不可思议的道德教条，思想顾虑——对于历史上开疆拓土的几个君主总是看不顺眼，啧有烦言。
嬴政在之罘住了多长时间，史书上没说——我估计不会很长。一是因为之罘较冷，春季并不宜人；二是因为此地离帝国的南方前线较远，不利于帝国元首和总参谋部协调指挥作战。
在我想来，东巡队伍应该在之罘停驻了几天或十几天，然后他们就驱车横穿山东半岛，来到了琅琊台。
琅琊台的气温显然更适于休憩。根据西方气象学家对古今雪线高度的研究，根据中国气象学家（竺可帧等人）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虽然时处间冰期，但五千年来，地球气温总的趋势是趋于下降了。
虽说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总的趋势却是由温暖向寒冷转变。
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经历了西周时期那个短暂的寒冷期后，中国大陆的气候在春秋至西汉进入了暖湿阶段（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
秦汉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史记》）。当时各气温带动植物的分布比现在更加偏北，全国的气温比现在更高。
嬴政在咸阳就可以赏竹，在楚故都江陵就可以品桔。
随着夏天的到来，琅琊台下的海滨浴场肯定会热闹起来。在禁区内，肯定会有不少皇帝的妃嫔侍女们在踏浪玩水（考古发现，嬴政出巡是载有后宫的）。
但嬴政和朝中的重臣们可能对下海游泳、海边钓鱼，已经兴趣不大——随着秦军在西瓯遭到顽强抵抗，军队伤亡惨重，随着秦军后勤补给线被屡次掐断，焦灼的情绪一定会在琅琊台上下蔓延。
幸好大秦的君臣都富有首创精神，“不法古，不修今”——既不效法古代，也不拘泥现状，敢想敢干，敢作敢当。不知道哪位能臣，一简上书，竟异想天开，建议在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上，开凿运河（可能就是监军御史禄），挽回了广西秦军的命运。
整个夏天，嬴政都要为调兵遣将，选派能臣开凿运河之事忙碌，此外还要兼顾全国各地政务，北部边防，自然是忙得寝食难安，不亦乐乎，夜以继日，焚膏继晷——这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本着对天下子民负责的精神，讲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
大概一直忙碌到了夏末，西瓯的几个立足点应该是终于保住了，开凿兴安运河之事也有了眉目，进行的如火如荼。
于是嬴政决定回銮返辔，返回咸阳。
根据历史学者的地图作业，他的回返路线应该是：琅邪，临淄，向西至平原津渡黄河，然后到巨鹿，从巨鹿北上恒山。下了恒山回车，南下又经巨鹿到邯郸，在邯郸向西南，从太行山的壶关进入了上党，最后经河东安邑，在蒲州津西渡黄河，返回咸阳。
也就是说：虽然号称返程，事实上，嬴政还是在到处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