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后宫制度怎样？我们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
在《周礼》的理想化描述中：周天子的后妃“编制”是：一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凡一百二十一人。天子是“一娶十二女”——“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媵，皆有娣侄，凡十二女。”
因为有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周朝的制度要求避免同时出现两个王后（商朝有时是两个王后）或诸侯夫人的情况。
诸侯一娶九女，且不再娶，可见是一妻八妾；
大夫是一妻二妾；
士是一妻一妾。
而庶民，则只许有一妻与之匹配，所以庶民被称为匹夫匹妇。
有些人恐怕更是没有妻室。
先秦的后妃之制比较简单，王之妻称后，王之主要妾及诸侯之妻称夫人。
秦朝宫制承袭自周朝和历代秦先王，秦灭六国，那些亡了国的妃嫔、公主们“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 秦始皇每攻破诸侯，便在咸阳北阪上仿造其王宫，将俘获的诸侯美人以及钟鼓乐器充实其中，所以史称秦朝后宫“宫备七国，爵列八品”。但说什么秦国后宫万人，显系夸大其辞。
八品是：
王后
夫人
美人，爵视二千石，比少上造；
良人
八子，爵视千石，比中更；
七子
长使
少使。
秦后宫以皇帝为中心，皇帝之母称为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妻称皇后。
秦代的妇女地位，应该远比后世各朝为高。虽然秦始皇提倡妇人守节，提倡儒家礼法，认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妇人知外事，妇夺夫政则国亡”（还是他上一世的思想），但除了在他自己的后宫，似乎影响不大。
秦始皇以前，秦国的妇女地位很高，例子比比皆是。
汉朝的妇女地位同样很高，多有女主临朝，勾结父兄子弟，擅权天下的，权势极盛。譬如，吕后曾把持朝政十五年，东汉时期，临朝太后多达六位。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大嫂为阴安侯，萧何夫人和樊哙夫人亦为侯。据专家统计，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三十余例，史称汉朝：“妇人尊贵”。
做为过渡期，秦朝妇女的地位显然不可能很低——从出土秦律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秦朝妇女的地位并不低，但是秦始皇帝因为秦国历史上多次出现母后干政，自己早年也曾深受其害，就不管不顾、背离中道，附和儒家，提倡管束妇女、压制妇女，还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是家庭的中心。没有心情开朗舒畅、体质健壮，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怎么会有雄健的国民？怎么会有强盛的国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部落，是强是弱，看看那里妇女地位的高低，基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秦汉唐之盛，背后是妇女的解放。
宋明清之衰，背后是妇女的被压制、被摧残。
女人是感性动物，推理能力自然不如男人。那些理学腐儒，目光短浅、头脑简单，仅仅因为妇女比男性缺乏逻辑、率真浪漫，就提倡压制妇女、禁锢妇女，事实上斫丧了我们民族的元气，使中华国运再衰而竭，终于一蹶不振。
一直到了现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秦始皇的后宫人数不少，具体数量不详。
他灭掉六国后，为了显示自己是天下的大一统君主，特意在后宫中挑选了战国七个大国的女子，给予位号。
专家认为：“真正有名分，可以被称为秦始皇后宫的人，最多十来人左右。世上盛传秦始皇的后宫列女在万人以上，都是后世的传闻和文学的夸张，是不能作为信史来看的”。
参照始皇死葬骊山。……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可能后宫中有位号的嫔妃还要更多些。
秦始皇是肯定有王后的。参考他的祖先们的惯常做法——秦惠王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二十三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大婚——先行冠礼，再迎娶王后大婚，应当是秦王室的制度或成例。
秦王政九年，嬴政二十二岁，行冠礼，佩剑执政。嬴政迎娶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二十三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嫪毐之乱以后。
他正式立后，称为大秦王后，天下人应该都知道。
他的这位王后，基本上可以确认由华阳太后选定，应该是楚系的女子，与嬴政成亲后，做了他的正夫人——王后。以前随侍在他身边的那些郑卫之女、佳冶窈窕的赵女终于有了女主人。
正是这位夫人，生下了长子扶苏（已参考日本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和李开元先生的论述）。
所以陈胜吴广起事时，把扶苏和项燕同时抬了出来，很可能是因为扶苏的母亲本来就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
迎娶护送扶苏的母亲——楚国王女到秦的，则应该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楚国王子昌平君。
昌平君曾参与平息嫪毐之乱，为嬴政亲信重臣。但是在秦王嬴政派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出于对祖国的深情厚谊，他还是背叛了秦国，在项燕等人的拥戴下，成了最后一代楚王。
陈胜吴广以扶苏名义举事，也说明他们反抗的是二世的暴政而不是秦帝国本身——至少他们想向天下人这样表示。
嬴政称帝时，已经是秦王二十六年，已经三十九岁。称帝时，大概王后已死，皇后新立，新立的皇后又没有子女，所以扶苏的地位有点尴尬。
扶苏是茁壮成长的小树，郑国情歌《山有扶苏》曰：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
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始皇为长子取名“扶苏”，显见对儿子寄托着无限的期望，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拔地参天，成为帝国的又一位明君圣主。
可惜扶苏长大后，心肠慈悲、性格软弱，与嬴政心目中严明果决、叱咤风云的明君圣主颇有距离。
嬴政比较郁闷。
鉴于扶苏比较好冲动的弱点，仁孝而懦弱的性格（强势父亲的儿子往往如此），嬴政对到底立谁为接班人，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的。
嬴政最爱的女人大概是胡亥的母亲，可惜红颜薄命，早早离世。嬴政爱屋及乌，曾一度打算废长立幼，立没有政治野心，天真烂漫的幼子胡亥为太子。但经过认真考察，辗转反思，临死时，嬴政还是命令草拟诏书，最终遗命不大可心的扶苏继位登基——可惜的是：上天已经不给这个帝国一点时间了。
嬴政似乎管束后宫过严，严禁后妃干政，所以他的王后、皇后、嫔妃在历史上都是默默无闻，其父兄子弟亦不见经传，这使秦徒然失去了一只臂助——此之谓矫枉过正。
他统一天下后没有大肆分封嬴秦皇族，虽然是公心于天下，害怕战乱再起、仔细甄别，同样是缺乏经验、矫枉过正。
秦始皇大概有儿女二三十人。有专家考证，嬴政共有子女33人，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他的这些子女，除了胡亥篡位，做了秦二世，其余之人可能都死于了非命。从佛家的角度看，这些人都是应劫而生的。
网上的统计是：
长子扶苏；
六子（名字失考，被戮死于杜）；
十二子（可能包括六子，名字失考，被戮死于咸阳）；
公子高（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杀，只好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请求）；
公子将闾与昆弟3人，被迫拔剑自杀；
十八子是胡亥本人（又说是第二十五子，据说是少子）。
十名女儿，皆称公主，但封号与姓名、出生顺序等不详，皆被“矺死于杜”。矺死，就是分裂肢体而杀之。
考古：
在始皇帝陵封土东大概一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村落叫作上焦村，在村外的树丛间，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东向西，南北纵列，面向始皇陵展开。其中有八座墓葬已经发掘，在陪藏品中发现了很多皇室用品。考古学家推断，这十七座墓葬很可能就是被秦二世所诛杀的公子公主们的坟墓。
在发掘中发现了两枚铜印，一枚印文为“荣禄”，出土于男性墓中；一枚印文为“阴嫚”，出土于女姓墓中。
如果推断正确，则“荣禄”是秦始皇儿子的名字，阴嫚”是秦始皇女儿的名字（见考古文献）。
上文我们说：“秦始皇的这些子女，除了胡亥篡位，做了秦二世，其余之人可能都遭了胡亥和赵高毒手，死于非命”，这是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
但也有一些相反的证据存在，如：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都流着眼泪拔剑自杀了，皇族为之震惊恐慌。
二世临死前说：“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我愿意和妻子儿女去做普通百姓，跟诸位公子一样。”——还剩下诸位公子！
阎乐杀了胡亥，回去禀报赵高，赵高就召来了所有的大臣和公子，把杀死二世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胡亥死时，还有其他公子。
“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项羽做了诸侯的盟主，杀了子婴和秦公子宗室所有的人。——直到项羽下手，秦始皇的子女才全部被杀。
如此，则可能胡亥杀死了他的十七位兄长，但并没有杀死他所有的兄长，他的弟弟们似乎没有被杀。二世之时，他的兄弟们中应该仍有幸存者。
《李斯传》说：“始皇有二十余子。”
“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
“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
——比较现代法治国家，秦当然不够完善，留下了最高权力这个死角。但是秦二世要杀人，仍然要更改法律、寻找借口。
既然要寻找借口，当然就有找不到的可能，譬如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胡亥即位后杀戮诸公子，横死者最多应该是十七人，其数量与二十多个儿子还是有出入的。
网上悠然翁先生认为：“可以肯定其中一些人没有被杀”。他认为其原因或许有二：
一、据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来推断，始皇子中肯定有几个娶了李斯之女。李斯对胡亥篡位有大功，胡亥当然不好意思动李斯的眷属。
二、既然胡亥未必是最小的公子，则胡亥的杀戮对象仅仅是那些齿序先于他的兄长，那些年少于他的兄弟对于他没有什么威胁，不必悉数杀灭，不妨手下留情。
悠然翁先生认为《史记》所说胡亥为始皇帝少子，根本不合情理。
如果胡亥是二十一岁即位，则据此上推，胡亥当生在前230年，即始皇帝30岁的时候。如果是这样，这也就是说，在始皇帝30岁时有了胡亥之后直到他死去的近二十年中，他后宫的女子们就再也没给他生其他的儿子了，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因为30岁不过是人生刚刚进入盛年，并且这时始皇帝也已进入人生的巅峰状态，伴随着他事业的发达，他的后宫也日渐充盈起来，始皇帝妃嫔很多，怎么可能从此不生孩子？
胡亥对秦始皇后宫女人处理时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这里提到的“有子者”之子，当然是指那些年幼的皇帝子嗣，也就是胡亥的弟弟妹妹们，胡亥显然不会是少子。
《山东通志》卷六说，文登县北三十里有“烧车岭”。据说，秦始皇东巡经过此地，有妃生子而死，于是自烧其车。据此，秦始皇在生下胡亥后，显然还有生育能力。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考》，也说秦始皇还有幼子及东巡所生子，其年龄当然均小于胡亥。
《史记》对胡亥诛杀的兄弟，在各处给出的数字并不一致，说明将及百年后才下笔的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可以完全信赖的资料。所以才会有诸公子被杀，毕命者为九人或十三人等几种说法——《秦始皇本纪》说“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自裁；《李斯传》则说“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另有公子高一人准其自裁殉葬。
但愿未来的秦陵考古能够澄清这一事件。
对于后妃，在诛杀诸公子之前，胡亥的命令是：凡是没有子女的后宫，殉葬皇陵；凡是有子女的后宫，免于殉死。
有子女的后宫大概是二三十人，广义上包括胡亥的哥哥姐姐们的母亲。但不久胡亥就把屠刀挥向了哥哥姐姐们，他们的母亲很可能也株连被杀，所以事实上，剩下的基本上就是他的弟弟妹妹们的母亲了。
殉葬皇陵的后妃，司马迁说是“甚众”，具体有多少呢？——很可能是三十三人。
秦陵考古发现：“在秦始皇陵内城东区的一个封闭的独立小院内，呈南北向密集分布着三列墓葬，总数为33座”。均坐北朝南，由于这批墓葬都未经发掘，其性质还不很明确。
“这一墓区紧临始皇陵地宫，布局独立，与其他建筑遗址和陪葬墓截然分离”，很可能有其独特之处。根据司马迁，胡亥将后宫中未曾生育子女的妃嫔尽数杀殉的记述——“许多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正是后宫嫔妃的从葬墓群”。
对于秦始皇的皇后，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卫国人，卫自康叔封立国，前后共计838年，传35君。
卫君非常识时务，战国时因为国势不如诸侯，于是贬号为侯。到了卫嗣君时，卫国只剩下了濮阳，于是卫侯自己贬号称君。季札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患”，没想到预言精准，一语成谶。
卫元君十四年，卫国被秦昭王迁到野王县复国（今沁阳）。秦始皇灭六国，独不灭卫。
是因为它是商鞅和吕不韦的故国，嬴政感念前臣旧恩吗？——在下以前就是这样理解。
有学者猜测，秦王政的皇后（或王后）很可能出自姬姓卫国公族，而公子扶苏有可能为卫国来的皇后（或王后）姬氏所生，所以秦二世胡亥才最后废掉了卫君角，以打击外戚卫国——这似乎可备一说。
现在想来，秦不灭卫，很可能与嬴政接受的西周礼制宗法思想（孝道和兴灭继绝）有关。
在嬴政之父庄襄王时，东周联合诸侯谋划攻秦，秦国派相国吕不韦征讨，将东周全部纳入秦国版图。但并没有继绝东周的祭祀，而是把阳人聚一地赐给周君，让他继续供奉祖宗祭祀。
与东周不同，卫国乃是被秦昭王“兴灭继绝”的国家。秦昭王既然帮助卫国复了国，卫又无罪，且长期附秦，嬴政安肯无故灭之，向天下人显示对祖宗的不孝？
——在宫中，秦始皇可是以忠孝思想来要求臣下和子女们的。
嬴政在序列君臣、夫妇、父子长幼等人际关系上，兼采儒法两家的思想，强调等级秩序，强调忠孝为本。
司马谈认为，法家严而少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讲究打破上下内外之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此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这是儒者的偏见）。所以他认为法家可以在战时风行于一时，而不可以长用。
但是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主张，是虽有百家之异说也不能撼动的。
儒家学说广博但难得要领，花费气力大却效果有限，繁文缛节太多，花拳绣腿太多。“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有生之年）不能究其礼”，因此儒家的主张也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任何学说，任何人也难以改变更替的。——司马谈的断语非常正确。
在这个问题上，儒法几乎一致，嬴政和刘邦也几乎一致。
检索秦始皇帝诸子的谈话，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赵高扣留了始皇赐给扶苏的诏书，煽动胡亥篡位。胡亥说：“知子莫若父，父亲临终时既然没有下命令分封诸子，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废除兄长而立弟弟，这是不义；不服从父亲的诏命而惧怕死亡，这是不孝。不义不孝是大逆不道，不祥的很，会殒身亡国的”。
公子高想外出逃命，又怕被满门抄斩，于是上书说：先帝对我极好……“我不与先帝一起死就是我做为人子不孝，做为人臣不忠。而不忠的人是没有理由活在世上的，请允许我随先帝死去”。
（“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显然脱落了二字，应该是“不忠不孝者无名以立于世”。）
皇子将闾兄弟三人被囚禁在内宫，议罪。秦二世诬陷他们不尽臣道，将闾说：“宫廷的礼节，我从来不敢不听从掌管司仪的宾赞；朝廷的位次，我从来不敢有所逾越；奉命对答，我从来不敢说错一句话。怎么能说我不尽臣道呢？”
公子扶苏更是忠孝的典范。
司马迁为了坐实所谓坑儒，曾经让扶苏说出“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一段话。这段话未必是扶苏说的，更像是司马迁为了坑儒虚构。扶苏大孝，怎么可能面对父亲，称之为上？
但秦始皇父子倾心于孔子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封孔子之后裔），也应该是人所共知，否则司马迁也不会让扶苏把孔子抬出来，做为父子两人共同认可的权威，替所谓诸生辩护。
《李斯列传》、《陈胜世家》都说：扶苏曾经多次直谏——这不是不孝，而是先秦时代健康的孝道。那时的“孝”是干父之蛊、匡父之过，而不是不问是非，唯命是从，百依百顺。
当然，儒书读多了，食而不化，不知变通，也会造成悲剧。当胡亥的门客捧着假诏书逼迫扶苏，扶苏竟然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
这也是孝，但却是愚孝。——这正是扶苏最让嬴政担心的地方，单纯到了近乎愚昧。
他根本不了解嬴政对儿女严厉背后的浓浓父爱，根本看不出父皇把秦帝国最精锐的一只驻屯在京城附近（上郡）的野战军，交给他的良苦用心和格外偏爱。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波诡云谲，人心的险诈，世事的变幻莫测。
大政治家张居正认为，扶苏虽然“仁孝”，却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可谓知人之论。
有人说是孔夫子害死了扶苏。实际上，只要你失去自我、失去理性，任何理论都有可能害死你。
胡亥虽然后来变成了一个魔头，但他对自己的老师赵高却是绝对信赖，之死靡他。他们上朝是君臣、下朝是师生，私下里更是犹如父子家人。胡亥对自己老师的信任，竟然达到不可动摇的地步，以致闹出了“指鹿为马”的政治笑话，完全失去了政治家必备的独立判断能力——这与他的父亲黜退吕不韦，坚持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恰成一个对比。
赵高说他慈悲仁爱，诚实厚道，轻视钱财，尊重士人，竭尽礼节尊重贤士，虽然夸张，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
嬴政对自己的儿女们非常好，公子高上书说：“先帝活着的时候，我进宫就给吃的东西，出宫就让乘车。皇帝内府中的衣服，先帝赐给我；宫中马厩里的宝马，先帝也赐给我。”应该是嬴政对待儿女们的通例。
班固说，“嬴政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应该不是虚言。
正因为嬴政对妻儿甚好，所以他的儿女们往往忠孝之心非常浓厚，宫中妃嫔们基本上也都是深明义礼，贤德淑良。
嬴政对自己的妻妾儿女，血缘亲族非常之好，《天经》中也有不少记载。
他的妻妾儿女们虽然秦时有此一劫，但其先、其后往往多次随他转世，再续前缘——盖深情未泯，足以促成此事也。
秦朝的臣子以忠贞为德。蒙恬的遗言感人至深：“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以我的势力足以反叛。然而，我知道必死无疑却坚守节义，是不敢辱没祖宗的教诲，不敢忘掉先主的恩惠。——为了报恩于先帝，为了不辜负父祖的忠贞之教，蒙恬宁愿去死，也不背主。
李斯在没有动摇之前，也说：皇帝把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忠臣不因怕死而苛且从事，孝子不怕过分操劳而损害自己。做臣子的各守各的职分而已……我李斯还是人啊，怎么能参与这些阴谋呢？
最后他以所谓遭逢乱世，来为自己不能以死尽忠开脱。
秦朝臣子崇尚的君主是仁君。赵高想另立天子，改立公子婴，就因为子婴“仁爱谦下，百姓都拥护他”（这是赵高原话）。他是大奸臣，只因为大秦的社会舆论历来如此要求君主，也只能这样说。
蒙恬认为：顺理成全臣下，是道义所崇尚的；严刑杀戮臣子，是道义所不容许的。
从前秦穆公杀死车氏三良为他殉葬，判处百里奚以不应得的罪名，因此，他死后被评定为‘缪’（行事荒谬）。昭襄王杀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死伍奢，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这四位国君，都犯了重大的过失，而遭到普天下人士对他们的非议，认为他们做国君不够贤明——他们因此在各诸侯国中名声狼藉。
他说：用道义治理国家的人，不杀害无罪的臣民，不把刑罚施加于无辜之人的身上。
嬴政多次遭遇刺杀、反叛，亡国的谶言异象屡次出现，他知道山东各国贵族和民众都有强烈的反秦意识。但是他并没有肆意拘捕、肆意杀戮——他只是想以自己和继任者的德政与善意来感化顽民，应付危机。
他认为，以六国之强，雄兵数百万，尚不免于灭亡，只要君主不犯错误，六国旧贵族和六国民众的反叛还是可以应付的，因此迟迟不愿采取剧烈措施。
如果他真是一个心肠狠毒的暴君，对敌人毫不手软，反而不会被后人肆意谩骂两千年了——只要能传世久远，自然有人会修正历史、抹去血迹，为先君歌功颂德的。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神秘诡异。
秦始皇崇尚孝道，当上皇帝第一件事，就是追尊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
刘邦同样崇尚孝道，大汉朝孝风劲吹，号称“以孝治天下”——因为他们两人的竭力推动，再加上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忠孝观念遂深入中华民族骨髓之中，受到中外与天人的一致赞誉。
刘母随刘邦起兵，大约在秦二世二年与三年之际，死于小黄城（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
公元前202年——汉五年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之阳（北岸，山之南、水之北为阳，）登上帝位，他所发布的第一批诏令，就有追尊母亲为昭灵夫人的内容，他进而在小黄城用梓宫为母亲招魂，并命令就地营建陵庙，以纪念自己仙逝的慈母。
刘邦为了保住父亲的生命，在战场上曾不得不扬言，说他和项羽曾经结为兄弟，他的父亲就是项羽的父亲。既然项羽非要把自己的父亲杀掉炖汤喝，那不妨也分他一口喝——此事历来遭人非议，刘邦其实只是在万般无奈之际提醒项羽：“我们曾经是义兄义弟”。
刘邦后来哭祭项羽，正是因为项羽对他尚有兄弟之情。
刘邦如果不这么说，他的父亲恐怕是必死无疑。
对于刘邦的尽孝，曾有学者总结如下：
（1）刘邦在沛县起义后，即安排二哥刘仲与郦食其服侍刘太公。汉元年（前206年）九月，又专门派遣将军王陵等人营救刘太公，这说明刘邦对其父照顾备至。
（2）楚汉战争中，项羽在战场上以刘太公来要挟刘邦投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刘邦的孝顺在当时人所共知。不然，项羽为何要以太公作筹码来要挟刘邦呢？
（3）刘邦称帝后，五日一朝太公，可见尊敬之至。后来，刘邦又尊立太公为“太上皇”。
（4）迁至长安的太公，生活优裕，但常来看望父亲的刘邦发现太公“时凄怆不乐”——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就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私下告诉了刘邦真相，刘邦洞知父意，遂依照丰邑原貌修建了一座新丰城，把故乡的亲朋好友都迁了过来。
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如此一来，太公与家乡故友朝夕相处，心情自然十分舒畅。
在临潼考古发现的汉代新丰宫遗址用无声的语言明明白白地昭示了我们：“一个伟大帝王对其父亲的跪乳反哺之情”——虽然只是残垣断壁，却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进入间冰期，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曾有三种政治治理形式：
一、部落民主时代：
在氏族部落时代的五六千年，在小范围内，都是实施直接民主的，人民之间都是血缘亲族，无私无我，相亲相爱。在政治上，都是公推公举，选贤任能；谁有公心，谁的先天能力强，可以沟通神人，更好地为本族大众服务，就选谁当头。所谓“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薛福成言）。这个诸侯，实际上就是部落领袖，氏族酋长。
到了这个时代末期，金石并用，生产力有所进步，部落开始走向联盟，“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
——现代学者只知道希腊民主，称羡不置，心驰神往，却数典忘祖，忘了自己的祖先们曾经在民主时代生活达五六千年之久（加上以前的四万年更是长的惊人），真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雷霆”。
二、联邦分权时代：
夏商周三代封建，层层分权，属于半民主社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贵族和平民势力很大，王侯很难独断专行。
各个小邦在共主的旗帜下组成了邦联或联邦国家；这是所谓小康社会。
当时地广人稀，农业手工业都是青铜和木石工具。生产力还不甚发达，只能采取这种大包干的政治体制。“若夫夏商周之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这种时代同样也为儒者所推重，号称三代蒸蒸圣治——“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三、中央集权时代：
到了铁器牛耕时代，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剧增，人口稠密、兼并日作，国家就不得不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消弭战乱。所谓“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
这也是时势使然，不得不尔。
但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难免上下一日百战，产品资源分配不均，弊端丛生，所谓“天下之患，上下否隔，君之于臣，吏之于民，交相为怨”也。
欧洲人是两次进入封建社会，他们利用封建制度固有的晚期大爆发功能，成功地实现了能级跃迁，进入了工业社会。
由于工业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员物流往来，信息传递速度越来越快，政治民主自然会不可阻挡地莅临。
民主是最合天道的制度，因为天理的核心就是“公义”。
个人独裁、家族统治、利益集团统治都是背离天道、背离正义的，为了整体的最大利益，古人曾经选择了它们——但实属万般无奈，迫不得已。
“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代议民主制度，近乎成功地返回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上古大同盛世——如果能够更加淡化党派利益的话。
比较起来，西方民主政治讲究自由、民主、人权、博爱，较之中国古代的集权——专制民本主义政治显然更加符合天理，符合“仁义道德”。
谭嗣同甚至说，中国的郡县政治，都是大盗乡愿政治。“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强则白人黑人难免不变成准格尔部落（被乾隆灭绝了）……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上天命令西方人东进，是“阴使中外和会”，是上天要拯救黄色人种，让他们脱离独夫民贼的枷锁。
谭嗣同那代人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关心则乱，思想难免过激。——事实上，中国无论是上古民主、中古封建，还是近古两千年中央集权，都是时势使然。
进入工业社会的机械时代、信息时代，中国必然走向共和、走向民主，同样是时势使然，并非人力可以强行阻断。
《礼记》说得好：“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采用中央集权，只是秦始皇帝、汉家高祖顺应时势而已。
中央集权政治，最好是“德主刑辅”，以教化为先，刑罚为殿，以达宽猛相济，松严适度。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以入世思想为正，以黄老等出世思想为奇的选择相当不错。
——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属于矫枉过正，偏离中道了。
幸好汉人只是说说而已。
秦始皇帝明显在向着这个方向走，可惜没有完成。
到了刘邦以民为本，以孝治天下，以“太牢”之礼祭孔，重用叔孙通、陆贾、张苍、娄敬等儒士，且杂用百家、兼容并包，治理国家的正确形式、意识形态可以说基本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