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攻取河南地后，秦始皇帝命令沿着黄河设置四十四县，移民屯守。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河套那个破地方，到处是秃山荒原沙漠，都是什么毛乌素沙漠、库不齐沙漠，没有树没有草的黄土高原什么的，何必劳师动众，去争去抢？除了拱卫京师咸阳，那个地方恐怕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事实上，古代河套三面阻河，土肥饶、可耕桑，水草丰美，宜耕宜牧，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块宝地。
图/秦末汉初 河套地区边界示意图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正处于温暖潮湿期（持续于公元前770 - 公元初）。
当时的终南山有梅（“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六盘山有竹有棕树，且“大山乔木，连跨数郡”（《山海经》：“高山，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 ——梅、竹和棕都是热带和亚热带树种，足以证明春秋战国秦代中国北方气候的湿润温暖。
当时的黄河流域，“草木畅茂，禽兽繁殖”，黄河包围着的河套地区森林很多（当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高达50%以上），灌丛和草地广布，有成群的野鹿（《诗·吉日》《诗·鹿鸣》）、野马、野猪等大型动物，还有很多的野兔、松鼠等小型动物。
直到战国时期，据《山海经》记载，黄土高原山地上的森林植被还是原始的自然状态，毛乌素沙地所在地区还是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景观，几乎很少受人类破坏。
现在的荒芜河套，是自秦朝以后，黄土高原气温转寒，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尤其是人口迅速增长，两千年来滥伐滥垦，大破坏的结果。
第一次是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屯垦”和“移民实边”开垦。
秦汉向黄土高原北部和西部大量移民。必然会对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造成破坏。汉代人口大增，关中膏腴之地“亩值千金”，政府不得不“弛山泽之禁”。
——为了人民生计，放弃对自然的保护，再加上当地盛行厚葬之风，河套地区的森林开始急剧减少。
然北魏太武帝犹称“河西水草善”，把鄂尔多斯高原作为北魏放牧马匹的重要基地。
第二次是唐宋时期，特别是北宋，屯垦、驻军，与西夏对峙，乱砍滥伐，对黄土高原植被开始了全面破坏，横山以北的毛乌素沙地沙漠化已非常严重。
第三次是明王朝在长城沿线驻军，推行的大规模“屯垦”，竟至于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的毁林开荒任务，使黄土高原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浩劫。
第四次大垦荒是清代，清代人口继续膨胀，政府只好推行奖励垦荒制度，把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亩计的草原开垦为农田，使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
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河套去推想秦代，秦代的河套地区，不仅仅是战略要地，可以拱卫帝都，它在经济上，同样是一块物产丰盈的宝地。
蒙恬指挥秦军东西并进，南北夹击，打了匈奴的开国之君头曼大单于一个措手不及。刚开始，单于同志肯定有些发懵，等他和他的大臣们回过味来，想要发兵支援，各个黄河渡口已经尽沦敌手。
眼看着一块最靠南、最温暖、最富庶的宝地，一块肥肉落入了人口，这口窝囊气，伟大光荣正确的单于陛下无论如何是难以咽下。匈奴单于素以天之骄子自居，狂放不羁、凶悍无比。其荒无人烟，若有若无的行国面积恐怕也不比中原大皇帝小。今一旦失去河南地，王庭岂不是直接暴露在了蒙恬军的强弩射程之内。随时都会被对方轻骑奔袭、一剑封喉，置于死地，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于是单于不断发兵渡河来攻，想夺回河南地，蒙恬军则临河筑垒挥军抵抗。
两军就在不断的袭扰攻战中，度过了公元前215年的冬天。
消息传到咸阳，秦始皇帝无疑会气冲牛斗、勃然震怒，他决定，来年秦军大举进攻，让匈奴军队见识一下什么是如狼似虎、横厉无前的大秦铁军，并且顺势斩草除根、犁庭扫穴，把匈奴鼠窃狗偷，趁人不备建立的所谓王庭，彻底从大漠以南的地图上抹掉。
当然，原来秦军的作战计划就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内容，对敌人，嬴政的性格是不做则已、做就做绝，既然已经出手他又怎么会中途止步？
——匈奴军不知死活，冒死来攻，希图一逞，只是更加强化了大秦君臣的进攻意识。
如图所示，当时的黄河，在由北向东大转弯的一段，分成了主流北河、支流南河。在明代后期以前，都是这样——与今天大不相同。
今天的黄河故道，所谓乌加河，从地图上看，已经基本干涸。
秦军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推进到了北河南岸，也就是真正的黄河南岸。
北河不像今天的黄河一样溜直，而是叽里拐弯，弯曲有如绳套，所以被称为河套。
第二年春天，在嬴政的命令下，蒙恬率秦军在黄河转折处渡河、攻占高阙，然后北上攻占阳山，东下攻占北假，将匈奴军主力彻底击溃。
同时一部分秦军渡黄河向西出击，攻占了贺兰山，他们应该是击溃了在这一带监视威慑月氏人的匈奴军团。他们作为偏师，在策应主力北上作战。
蒙恬的部队连战连捷，扫荡数十万匈奴军队，打得他们魂飞魄散、溃不成军。
头曼大单于连战连败，转瞬间丢掉了阴山、贺兰山地区，连首都头曼城都被秦军占领，也只好放下大单于、天之骄子的架子，跟着部下一起北逃。
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溃退了七百多里，逃到了大漠以北的大草原上，这也方便了他们去看北极光。 要让骄横凶顽，不可一世的匈奴人北逃，决非易事，不把他们彻底打垮，他们那里肯乖乖的躲进大漠深处？
这一仗对于匈奴来说，一定是打得甚为惨烈，否则头曼单于又怎么会一气北撤七百余里，逃入漠北苦寒之地，再也不敢靠近大秦边界？
匈奴军团如果不是因为损失惨重，又怎么会去向他们一向瞧不起的东胡、月氏哀哀求告，低声下气，甚至把他的长子冒顿都送到了月氏去当人质？
正因为头曼单于入侵秦国，横挑强邻，被蒙恬挥军杀得大败亏输，元气大伤。此消彼长之下忽然使月氏和东胡一跃变成了匈奴身边的强国。他们的存在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了匈奴的生存安全。所以，匈奴人才不得不一面对东胡唯唯诺诺，一面对月氏处处退让，送礼进献，派出质子。
强弱在于对比，“东胡强而月氏盛”，是匈奴打了大败仗的结果。司马迁说“头曼不胜秦，北徙”，并没有说他不战而逃。
这一战所留下的后遗症十分严重，以至于冒顿杀父自立以后，东胡仍然藐视匈奴，一会管匈奴要千里马。一会管匈奴要单于的爱妃，最后甚至索要千余里土地。
若匈奴军力未损，主力无虞——就像某些人所说，而不是几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东胡焉敢如此托大？
史称：“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他们害怕秦军再次进攻，“置烽燧然后敢牧马”。
秦始皇帝死后，“余威震于殊俗”，仍然使匈奴人心惊胆战，很长时间不敢近边。
汉代人说：秦摄利衡以御宇内，执修箠以笞八极，南禽劲越，北却强胡。
“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所谓“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
阴山最西段为“狼山”，也就是“阳山”。因其在黄河故道乌加河之北，水北为“阳”，故有此称。
所谓“高阙”则是阳山上一个山口，此地双峰夹峙，状如门阙，故名“高阙”，其地当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据传为当年赵武灵王所筑长城之终点，汉武皇帝的金戈铁马曾经从这里出塞越狼山北击匈奴。
秦汉称今内蒙古黄河以北、阴山（包括阳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为“北假”。北假，据说是因秦朝北方官吏将蒙恬军所夺土地分配给无田者耕种，“以田假人”而得名。
正如《剑桥秦汉史》指出，秦军所得，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原先中原冠带七国的曾占最大边界——秦国的剑正在为秦国的犁，夺取土地。
阴山横亘内蒙古高原，南北自然条件迥然有异，阴山之北气候恶劣，只能从事游牧，而阴山之南为可农可牧区。黄河对面，今鄂尔多斯高原，秦代则称“新秦中”，就像清人称呼新疆一样。
阴山“草木茂盛，多禽兽”，山的南边，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平原、一片沃野，是内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失去阴山的匈奴人，过之则哭——这些匈奴人显然是不见外，把这里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司马迁是不赞成跟匈奴死磕的，他在《匈奴列传》中对汉武帝的北伐匈奴，耗费人力物力，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后人认为他“隐然言外”，“微旨实寓讥”。
司马迁坦言：孔子著《春秋》，对于鲁隐公、鲁桓公时期的事情写得显著明白，到了鲁定公和鲁哀公时期，则记述得隐晦含蓄，因为这是切近当代政治而又没有什么可褒扬的，所以在文辞上有所忌讳。——实际上就是说，历史可以根据好恶，做些手脚！
他认为，世俗那些谈论匈奴问题的人，错误就在于他们想侥幸获得一时的胜利，因而致力于进献谄言，观点很偏激，他们不考虑匈奴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将帅们对付匈奴只是依仗着中国土地的广大，士气的雄壮，天子就根据这些来制定对策，所以建立的功业不够深广。——这是对大汉天子，有所顾忌。
对秦人北伐，司马迁则是破口大骂。他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蒙恬兄弟被处死在司马迁看来，几乎是应该的。
司马迁记述秦军北伐，当然也是本着儒家的著史精神，尽量“记述得隐晦含蓄”，模模糊糊、不加渲染，甚至有意删削。免得当今天子、或者后代天子看了蒙恬军的辉煌战绩，追慕英贤，雄心陡起，再次发动在他看来是“劳民伤财”的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