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为什么会突然灭亡？
两千年来，没有人能够找到准确答案，直到历史轮回到我们的时代。
前人至少提出了五种因素来解释秦帝国的灭亡，如《剑桥秦汉史》概括。
一、道德因素
代表人物是贾谊，他认为秦朝的灭亡是仁义不施，攻守势异的结果。
这是一种简单化、脸谱化的解释。大有抹黑前朝，为本朝涂脂抹粉之嫌，也与考古发现不符。
国外学者认为：这个论点“只是部分地正确”（胡亥的确干了不少缺德事，但遽然亡国还是有点匪夷所思）。“由于加进了窜改的文字，《史记》对秦帝国，特别是对秦始皇的描述可能是过于阴暗了。如果人们对这些窜改和汉代批评家如董仲舒的感情用事的谴责不予理睬，或者如果人们把出土的以秦代法律为例子的法家实践与法家理论作一比较，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远比传统形象更为合理的形象。”
二、智能的缺陷
主要人物智能有缺陷。贾谊说：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也大致如此，而子婴则软弱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班固认为：秦始皇是残暴和压制人的。可是他统一天下，连续取得军事胜利达37年之久，并且创建了传给后世君主的政治制度，“盖得圣人之威”。
但他的继承人极愚（“愚”指智力上的迟钝，也指道德上的轻率），他杀李斯（暗指李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依赖赵高，“人头畜鸣”。至于子婴，“婴死生之义备矣”，可惜他的登台时间已经太晚了。
这个论点同样部分正确。胡亥的确痴愚异常，超乎想象。秦始皇不纳谏搞新式分封，又没有想到会发生政变。于是胡亥可笑的表现，竟成了事关大秦生死存亡的唯一大事。
三、摒弃传统
一味激进，一味创新，继承不足，是秦始皇的一大失误。他听从李斯建议，焚书，不封诸子功臣，使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贾谊说得好：“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保守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借使秦王（秦始皇）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乡使二世……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做到这些事情或与此类似的事情，那么尽管这两个君主有种种缺陷，帝国仍不致于猝然毁灭。
四、社会因素
秦帝国社会不平等，所以发生了阶级冲突，农民起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历史事实是：
起义参与者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阶级团结”和阶级觉悟，“秦将章邯成功地利用释放的囚犯，打退了陈涉的农民—囚犯部队的进攻，而不久陈涉丧生时，杀死他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战车的车伕。在几个叛乱领袖进行的不但是反对秦朝、而且是自相残杀的斗争中，很少发现有“阶级团结”的证据，而大量出现的倒是机会主义和追求私利”。
把秦末动乱说成是农民战争，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完全同意。
五、资源的过分紧张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建设的摊子铺的过大，根本不能很短的时期中完成。因此，失败和崩溃不可避免。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要害。
新浪论坛上天然先生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说：
“长期以来，人们对秦朝及其灭亡有着严重片面和错误的认识，认为秦国专门信从法家，推行“严刑峻法”、“不施仁义”，苛刑暴政，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最后夭折短命，二世而亡。这种言论从西汉初期就开始出现，一种贯穿迄今为止的两千多年，而从来不加质疑。就是现代学术对秦朝灭亡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
这种看法是对秦朝历史真相的严重误解，需要澄清”。
“秦国实现统一以后，土地、人口在短期内增加了好几倍。而亡国的六国遗民尤其是六国贵族，对秦朝充满了仇恨，时时都在策划反叛行动，推翻秦朝的统治。现实迫使秦国不容喘息，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政权，整合、统治和管理好新拓展的疆域和人民。因此，秦国从吞并六国到实现统一，再到巩固统一，诸事急迫仓促，矛盾和隐患丛生，其间峻急严苛本属在所难免。诸如迁徙豪右到咸阳，修建通向六国的交通干线——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确立新帝国的内部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措施很多都非常有效，也是历史上的首创。
另外，面对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蒙恬和公子扶苏北修长城，防止北方匈奴的入侵，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还有扩建都城，建筑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等，也是为了提高新帝国的威严。
人们可能对扩建咸阳城、秦始皇陵对统一帝国的重要性有些困惑，觉得匪夷所思，是劳民伤财、奢侈腐化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明白：扩建新都都是为了显示新的中央的权威，修建秦始皇陵也是如此。”
他认为新帝国百废待兴，庞大的统一计划摊子太大，过于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新帝国民众渴望休养生息的要求发生激烈的矛盾，也增加了统一帝国内部人们的怨愤情绪。
“二是六国的残余势力非常强大，仇恨情绪非常重。秦国灭掉六国，同时就成了六国残余势力的公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仅反映了楚人对秦人的仇恨，也是六国残余势力共同的心声。这就注定，秦国如果不能在统一之后尽快消除六国的残余势力，不平息六国的仇恨，那它就始终处在危险之中。这是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不敢松懈的主要原因。”
“亡国之恨，使他们在新的条件下真正聚合起来。过去，七国各自为政，从各自利益考虑，进行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关东六国之间并不团结。可秦国实现统一之后，六国残余势力在利益上则完全一致起来，这就是亡国灭族的遗恨和复仇复国的要求。这种遗恨和要求成为秦朝潜在的威胁，加重了秦朝初期的紧张气氛。我们从后来陈胜首义后天下群起响应、六国贵族纷纷称王的情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国企图复国的潜伏力量有多么巨大，而响应的遗民有多么众多！这决不是秦朝所谓的短期暴政造成的，而是亡国的长时隐痛造成的。可以说，六国的遗恨促成了新的统一战线和联盟，与秦国实现统一前相比，这种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对此，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的分析很有道理。
对于六国残余的仇恨和敌对的情绪和力量，秦朝是该强化消除仇恨和弥合矛盾的工作。否则，这种丛生的隐患会顽强地存在，任其蔓延发展下去，就会酿成大祸。可从实际的情形看，秦国实现统一后的主要举措，也都在解决这些矛盾，可从实际效果看，仍偏离这个重心问题。如此看来，秦国扮演的历史角色，注定是一个短命速亡的过渡性朝代。秦朝不灭亡，六国的遗恨也永远消除不掉。因此，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要以灭亡的方式谢罪天下，平息天下的冤情和矛盾。
客观地看，经过秦末的五年战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六国残留的贵族势力被彻底消灭，六国遗民对秦朝的仇恨，也因为秦的灭亡而消失。同时，经过这场战争，六国残留的贵族势力也被彻底消灭，这是对刚刚形成的统一国家的内部再次进行深入的肃清和整合。
而新兴的西汉统治群体来自民间，具有中立的特点，容易获得六国遗民的普遍接受和认同。新兴的西汉王朝因此而真正获得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把统一的国家真正抟成一体。这些好像是历史的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者程布先生认为：
秦帝国崩溃的根源只有两个字：仇恨。
他认为，秦帝国的暴政只是以讹传讹，秦始皇更是一位罕见的仁君。他以尽量少的伤亡统一了全国，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既没有滥杀一个大臣，也没有对往昔的敌手大开杀戒。秦帝国的徭役、赋税总体看来并不十分沉重。
但仇恨的祸根太深太远，在秦始皇在位时，甚至在秦始皇在位之前已经埋下。扶苏的软弱，胡亥的弱智，赵高的野心，李斯的首鼠两端则只是阻碍了帝国大臣和将军们平叛。
他认为：仇恨最深的是六国王族，他们宁愿天下重陷战乱之苦，也要夺回失去的天堂。
秦始皇一共虏获了七位诸侯王，对他们既没有杀，也没有夷族灭门。然而他们并不感恩戴德，失去无上权威的屈辱每天都折磨着他们，一遇机会，他们便要举兵起事，企图复国。
而列国公卿则威胁最大，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智勇足备，文武双全，秦始皇虽然迁徙了十二万户豪富，但对他们的管束并不严格。以前的公卿大臣都有封地，失去尊荣和富贵，失去子孙世袭的权利，使他们对秦帝国充满了仇恨。
在他们下面，仇恨着且影响最广泛的则是士大夫阶层，如张耳、陈余之流。由于国家覆灭，贵族落魄，他们中许多人失去了官位、富足、凭借和希望。许多人衣食无着，前途暗淡。又受忠君爱国思想影响，对新政权的仇恨，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而下层百姓，由于战争中巨大的伤亡，由于亲人的死亡，杀父之仇，夺子之恨，也是刻骨铭心，一触即发。
我们补充一下：
仅据《史记》记载，从前364至前234年这130年中，秦军15次大战役，即给其敌人造成了总数高达一百四十九万人的伤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死亡。——这还没有列出其他战争中的伤亡数字，也不包括秦军自己的损失。
我们估计六国军队受伤、被俘以及被杀，在一百三十年中，很可能高达三四百万之众——这就使秦帝国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对新政权、新帝国怀有新仇旧恨，对自己过去的祖国念念不忘。
一遇皇帝痴愚，反叛发生，镇压不及时（胡亥不许上报反叛的消息），秦军战力下降（掺入了很多六国士兵），贵族士大夫煽动，王族作为核心凝聚，无数百姓也就揭竿而起，参与了战乱。
程布先生的结论：
历史的结局是：六国王公贵族百姓心中狭隘的仇恨，战胜了秦始皇的宽容。
秦始皇五十年克制忍耐，小心谨慎，矢志不渝，建立一个尊法制、重教化，“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大一统理想国家的梦想，遭到了彻底破灭。
他曾经极力想避免的战乱和杀戮，流血和死亡，反而更加激烈地加倍上演。
最后的结果是：
六国的王公将相，王子王孙，无一例外地在战乱中被杀，被灭门。
百姓则死亡一千多万，三分之二的人口在战乱中死去。
秦始皇的仁义道德，心慈手软所带来的只是巨大的悲剧。
对秦王朝的灭亡，我们应该特别提到明朝宰相，大政治家张居正的一段话：
“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
“周王道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持之以法……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之驱除也。”
“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
“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张居正使用的也是“六国余孽”一词。
对秦代灭亡原因探测最深入，结论最精辟的还得说是我们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孙皓晖先生。
孙先生说：“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
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
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而又被人普遍忽视的原因：
其一，突发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突然变形；
其二，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
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这一年之中，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
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
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漫延，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其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什么是秦末社会的独有历史特质？
秦末社会的独有历史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都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其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被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
就关注焦点而言，也是不同的。
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而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则要复杂得多：山东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山东六国之贵族阶层，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
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然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与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根本点，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那时，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
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这一时代的贵族，可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天下，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再度夺权。
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
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能以政见为标尺选择国家，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性千古罕见。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可以自由迁徙，能做到“危邦不居”。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可以对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
只有这一时代，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
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大争”精神。
凡此等等奇观，皆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秦统一中国之后的12年里，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
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
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
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
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
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众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
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民众立即起而反抗。
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利益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
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
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
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部分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的，明智的，通达的。
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
“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
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
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
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
且让我们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在此情势之下，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
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
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清楚认识秦亡并非因秦政而发，秦亡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我们此前已经说过：
封建社会是半民主社会。由于激烈的竞争，封建社会充满了活力。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都会有一个剧烈的宇宙大爆发。并由此造成了两大奇观：
一是雅斯贝尔斯所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时代——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大突破。
闻一多先生在1943年用诗的语言咏叹道：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第一轴心时代的巅峰在中国是秦帝国的统一，在印度是阿育王的统一，在西方则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仅仅十三年，以帝国版图最大化开始算，只有区区两年）。
欧美思想家至今也没有找到轴心时代出现的根本原因——制度。
我们今天身处“第二个轴心时代”，处在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巅峰——世界大统一前夜，世界的政治统一将会在本世纪成为现实。
在《周武王——真龙天子第一次轮转》中，在下曾经说道：
如果人类在一千年后毁灭，进行总决算，回头检讨历史，那么，人们会发现：在五万年左右的本次人类存续期中，人类曾两次进入“轴心时代”。
第一次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那次，再加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提出的基督教时段。那么，就是以古希腊三哲，释迦牟尼、大雄，孔子、老子为中心，再加上耶稣和圣保罗等人，如果我们把雅氏所说的这一开端再向后拉个一二百年，统计这一个轴心期，也就延续了七八百年（大致是公元前六个世纪，公元后两个世纪）。
第二轴心时代则开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人类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明确的全球意识，嗣后是广漠的宇宙意识，然后是清醒的个体意识。睿智的政治意识，透彻的经济意识，谨严的法律意识，精密的科学意识。
我想今后不久，真实的人类历史，真实的精神宇宙的图景，同样也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这个我们身处其中而难以察觉的轴心时代，大约会在二、三百年后结束——这一时代同样耗时约七八百年，届时世界在政治、经济、法律乃至文化上已经完全统一。
生物学上有“寒武纪大爆发”这一术语，比较一下，人们会看到：
这两个“轴心时代”都产生于封建时代末期，都出自：“封建末期大爆发”。
为了这次大爆发，与世界各地同步，也已经进入中央集权历史阶段的罗马帝国被上天打回了原形（利用匈奴西侵，日耳曼、斯拉夫人西进、南下），再一次回归封建，忍受了漫漫千年长夜的煎熬。——终于利用封建制的优势（剧烈竞争），以加速度的发展形式迅速赶超阿拉伯、印度、中国，站到了人类科学与思想的最前列。
这一封建时代开始局限于欧洲，随着欧洲的对外扩张，贸易、殖民。随着新技术、新武器、新制度、新思想的源源外流，一个世界性的春秋战国时代渐渐出现。
代替秦、楚、燕、韩、赵、魏、齐，中山、鲁、卫等等国家的，是葡、西、荷、英、法、德、意、美、俄、日、印、中等国。
代替秦帝国出现的，则是伟大的世界联邦。
通过孙皓晖先生的研究，通过本人的阐释，人们当可透彻理解封建时代，尤其是封建晚期的特质——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群热血沸腾的人民，纵饮狂歌、携刀挎剑、雄风烈烈，意气飞扬。
大秦的统一如果比做一百摄氏度的沸水，那么十二年的和平，只是把这锅水暂时降低了几度而已——况且这十二年只是内地不打，边疆的南征北战，几乎没有一刻停息过。
秦始皇的突然病逝，胡亥、赵高的政变和荒唐施政，使天下所有人都亢奋起来：
面对昏君庸臣（赵高是一个书法家、法官、车老板，阴谋家，治国却是以蚊负山，力不胜任），秦人六神无主、唉声叹气，惶惶不可终日；
六国贵族欣喜若狂、磨刀霍霍，跃跃欲试；
天下百姓忿忿不平，怯意已去，斗心又起。
——水温在不知不觉中，又暗暗上蹿了几度。陈涉起义只不过是最后一把火的添加——天下很快再次沸腾起来。
相比之下，后代中国人已经被儒释道思想驯化，已经被屠刀吓破了胆，已经对自己的磨道有了路径依赖。
时代精神一时半会，一代两代人之间实在是很难转变。要想在短短十二年内驯化五百年龙争虎斗孕育出来的强悍人民，更是天方夜谭。除非你把六国男人全部杀光，把六国女人全部收为秦人妻妾。
秦始皇是仁君，宁可亡国，也不会出此下策。
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在此可以转向，转而探究为什么会突发恶性政变。——只要有突发政变，大秦帝国的灭亡概率就会很高。
如果大秦帝国继续蒙天赐降，明君辈出，像嬴渠梁与嬴政之间那样。或者退一步，如果长子扶苏与自己的父亲差不多，稍稍带点英明果决，明察秋毫，迅速看破胡亥、赵高小儿科的拙劣把戏，坚持要把遗诏的真伪弄个水落石出，然后于阴谋破产后，挥军平叛。
即位后则休养生息，以静制动，则大秦帝国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大汉王朝。
但不幸的是：
历史没有假设，恶性政变不期而至，很有些不可思议地突然爆发了，迅速“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如孙先生所说）。
孙先生写到：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实在是个历史异数。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
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
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下一段话非常重要：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
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
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抑或国运？”
——在这里几乎已经猜出了最终答案，实在是了不起！
“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地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
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
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
“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
始皇帝中途突发疾病，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中途遣蒙毅回咸阳，“还祷山川”，偶然性六。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七。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八。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九。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十。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一。
栋梁重臣李斯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二。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三。
蒙恬政治判断有误，被逼入狱并最后自杀，导致帝国九原大军涣散，偶然性十四。
蒙毅被突然下狱，并被迅速杀害，偶然性十五。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六。
李斯在政变后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政治水准，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七。
胡亥素质过低，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八。
因李斯突变，秦帝国功臣阶层分化不能凝聚力量，偶然性十九。
赵高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二十。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二十一。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二。”
孙皓晖先生认为，政变有三种：
一良性政变（譬如玄武门之变）；二是中性政变（譬如朱棣政变）；三是恶性政变——赵高李斯政变就是这种摧毁力最强的恶性突发政变。
“……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两人结合，一有足够大的政治权力，二有玩弄二世皇帝于股掌之间的最高‘势位’，三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四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国策的权力手段。如此之下，其恶性政变的摧毁性特别强大。
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这里，再次表现出一种偶然性：
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赵高再度发动恶性政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次，诱发因素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害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其努力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政变，再度政变，使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预谋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凡此等等，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了复辟势力的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但孙先生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会突发恶性政变，只说这“实在是个历史异数”。只说“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只说突发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会让人联想道：“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抑或国运？”
古往今来，还没有人能够正确解读这段历史。
历史的真相是：
人类世界只是永恒生命的轮回之所，人类历史都是被设计，被安排的。
夏商周三代皆以顺势取天下，深仁厚泽，水到渠成，民心不厌，所以上天让他们传国久远，最短的夏朝也接近五百年。
秦取天下则是逆取，以暴力欺诈夺取九州，剪灭列国，杀戮太重，不堪久为天下之主，统御万民。
这一点，商鞅在变法之初，就已经预料到。
他说：“我用尧、舜的治国之道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
“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之法劝说大王，他听不进去。”
“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商鞅说秦德不能与殷、周比并，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大秦统一后短暂的国祚。
（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在历史理论中，经典物理学家拉普拉斯—爱因斯坦决定论，机械因果论，宿命论是错误的。你我绝不是机器人，我们拥有自由意志。
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玻尔、薛定谔、费曼等人的偶然论、几率波论，概率论、非决定论同样是错误的。历史更不是漫无目的的胡冲乱闯。
宇宙在宏观上被上帝和众神松紧适度地控制着，是一个可以发生瞬间联系的全息体。上帝的确不掷骰子。
但在大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掷骰子，拥有自由意志，所以在微观上存在局域变量。
概而言之——真理在二者之间。
上天规划历史，就像人类治水。
我们懂得水性，懂得水的归趋，根本就不需要给每一颗水分子确定路线，只是筑堤开渠（外部条件与人性固定，反应即可预期），即可以让水按照我们的意图流动。
每一粒水分子都可以拥有自由意志，它可能走偏，可能误入歧途或者蒸发掉，整个水体却很少会完全失控。
完全失控时，我们还有极端手段。
所以说：
历史既不是绝对必然的，也不是完全随机的。
历史是束缚与自由奇妙的统一。
历史与其诸因子的关系，更像是因变量的值依赖于几个自变量的多元函数关系。
历史的过程没有完全确定，其结果却基本可以确定。
为了让演员们升级，上天写好了剧本梗概，但演出的是活人，上天也给演员们留出了足够的自由想象，自由发挥空间。
许多王朝毁灭了，这件事并不重要。上帝在《古兰经》中启示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在他们之前，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
许多人死去了，这件事同样没有乍看起来那样重要。
史威登堡说：物质世界不过是浸沉在灵界之中的一个皮球而已，它与灵界重叠。
“人类不了解灵界，是因为受制于肉体……若是全部的人都真正觉悟到灵界的存在，以及其永恒性的话，恐怕很多人都不要这个肉体的生命了，自己了断自己以便早日进到灵界，就会造成灵界与人界的不平衡。自然界为了使人类保全自然界的生命，而用不可思议的智慧，将灵界的存在及永恒性隐瞒起来，直到人死之时，才会知晓。”
“人死亡前是在此大世界的甲部分，人死亡后是到此大世界的乙部分，世间的人类由于不晓得灵界的存在，就把死亡看得很严重。”
一切王朝的国祚，都由上天确定。
大秦先祖筚路蓝缕，绳床瓦灶，开辟中国西部，是有功的。
他们浴血死战、前赴后继，抵御杀人如同剪草的野蛮游牧民族，也是有功的。
所以上天让祖龙降生赢氏王族，平定六国，一统天下。——正所谓“天道无亲，唯德是授”。
但以兵强天下者，其事好还。杀人父兄者，人或杀其子孙。赢氏取天下多暴亦复多诈，不能比德于殷周，也带来了秦帝国的短命。
这个短命在嬴政降生时，已经确定。
嬴政统一时尽量少杀人，不杀亡国君臣。统一后，尽量同化六国君臣民众的种种仁慈举措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一切已经太晚。
负责麻痹中枢的卧底，早已潜入秦庭；
准备接班的白龙，也已经四十几岁。
上天已经预定秦帝国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