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败，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处死，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印象，使他不得不转向崇尚理性的“贤人政制”。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 Republic）、《政治家篇》（Statesman）、《法律篇》（The Law）里，这是柏拉图中年时期对希腊政治的一种认识。
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前404年，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各种旧有政制，尤其是雅典式民主制的弊端大为凸显。
柏拉图感叹：
“我观察愈深，年纪愈大，愈觉政治清明，千难万难，雅典风俗习尚，远不如前，我心中惶惑，莫知所措。我一再考虑，政治社会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挽救。最后觉得各邦政治，都有问题……”
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各邦的政治领袖频频更换，上台的或是卑鄙狡黠的阴谋家，或是凶暴蛮横的独裁者，或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雅典曾经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一不小心也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暴政”（柏拉图认为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与一个由暴君统治的国家，后者更好些，一个暴君好于一群暴君），变成了专制独裁并凌驾于法律之上。
希腊各邦及殖民地：
图/古希腊地图
妄自尊大的民众被蛊惑者、野心家的花言巧语，骗的团团转。他们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肆意妄为，甚至“随意的将人们置于死地”。
人民拉帮结派，互不相让，大肆党争。如果一些人得到胜利，就把敌党的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则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
反对党得势，也是照样炮制。
对比过去，民主制度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
直接民主还导致了雅典政治的庞大规模和巨额开支，为了维持消耗，“民主”的雅典就像一只贪婪的水蛭，吸食着盟邦的财富和奴隶的劳动。
多年的肆意妄为，终于酿成了众叛亲离，一败涂地的惨剧。礼崩乐坏，繁华不再。痛定思痛，社会政治改良的思潮，开始席卷雅典、席卷希腊，究竟“何种政制为最优”的争论此起彼伏。
（今天的希腊债务危机与古时雷同。希腊的社会福利之多之杂之奇，令人瞠目结舌，譬如说，希腊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可以在父母死后仍然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公务员准时上班就可以领取奖金，强大的工会变成了勒索雇主的利器……）
柏拉图是这一社会政治改良思潮的积极参与者，在大约公元前390年所写成的《理想国》中，柏拉图藉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五种政体周期循环”的理论。
五种政体分别是：
贵族政体（王制，“如果是由统治者中的一个卓越的个人掌权便叫做王政，如果是由两个以上的统治者掌权便叫做贵族政治”）、
斯巴达—克里特政体（勋阀政体）、
寡头政体、
平民政体、
僭主政体。
“五种政体”循环更替：
贵族政体由于对生育的无知，导致人口素质下降，私有财产和家庭产生，自由人变成奴隶，从而退化为勋阀政体；
勋阀政体对战绩、荣誉和金钱的迷恋，导致少数人聚敛大量财富，从而退化成寡头政体；
寡头政体以财产决定地位，导致穷人对富人的憎恨，就会有平民政体取而代之；
由于平民政体过度崇尚自由，导致秩序大乱，道德沦丧（“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造成了极权政治产生的土壤，僭主政体就会在一夜之间悄然登场；
僭主政体完全凭僭主的个人意志行事，短命夭折走到尽头，又会使贵族政体有了产生的可能。
物极必反，循环往复。
到了晚年，柏拉图在其《论政治家》中，重新提出了政体的分类观点。
首先根据统治者人数，将政体分为由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由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治的平民政体；然后根据是否实行法治，与这三种政体一一对应，分别产生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暴民政体。
柏拉图认为：
“一人专制的政府，如果只根据好的成文法律来统治，就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可是，如果他不根据法律，那就是最无情的，对他的国民的压迫也是最厉害的。”
在《论法律》中，柏拉图又提出了混合政体的理论。他将政体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君主制，一种是民主制，大多数国家政体都是这两种政体的不同程度的混合。
柏拉图后期的政治理论相当完备，但其来有自。
比柏拉图更早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等许多人，都讨论过政体问题（他的《历史》记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人对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已经有清晰认识，认为人民统治的优点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则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为保证宇宙秩序的稳定，上帝宙斯制定了正义法则，人类只有重新践行正义才能得到救赎。
更往前溯，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希腊人思想的渗透、影响也是十分巨大（希罗多德就断言东方是一切文化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