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专制的斯巴达征服了民主的雅典，成了希腊霸主，由于民主政体的表现“糟糕透顶”，柏拉图以斯巴达为蓝本，设计出了他的《理想国》。
（他说过：“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是受到广泛赞扬的”）。
借助苏格拉底之口，他主张一个社会应该如同个人心灵的结构一般，划分为“欲望 / 勇气 / 理性”三个部分。
与之对应，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由三种人组成：
生产者：（劳工）一般的劳动者、木匠、水管工、石匠、农夫、农场工人等等，这些工作与灵魂的“欲望”部分相符合。他们是被统治阶级，享有公民权和人身自由，却没有从政权利。
这与以前的雅典“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只是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大为不同。
防卫者：（战士）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勇敢而强壮的人，担任军队里的工作。这些工作与灵魂里的“勇气”部分相符合。
统治者：那些聪明的、理性的、具有自制能力的、爱好智慧的人，适合替共同体进行决策。这些工作与灵魂里的“理性”部分相符合，符合此一条件的人数极少。他们处于社会顶层，与地位稍逊的卫国者，共同组成城邦的统治阶级。统治者也包括妇女在内，只要她们具备必要的天赋。
柏拉图认为，每个人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这就是正义。
他强调：
“除非我们能由哲学家担任国王进行统治、或是现在那些被称为国王的人真正适当地学习了哲学，使政治权力和哲学能完全相融合，并且将现在那些只从事政治而不钻研哲学、或只钻研哲学而不从事政治的家伙完全驱逐出去，否则，我们的城邦永远也不会获得安宁、人类也不会免于邪恶的灾难。”
柏拉图将这些“哲学家国王”定义为“那些爱好真理的人”。
他希望建构出一种教育体制，以培养适合进行统治的专家——智慧超群、才德兼备的“哲学王”，他们对难以捉摸的善的“理念”认识最多。
如果统治阶级的后裔变低劣了，应把他降入其他阶级；如果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应把他提升为统治阶级。
这个理想的国家，没有“香水、香料、娼妓、糕饼”等优雅的东西，同时也没有“绘画、黄金、象牙、睡椅、和其他许多行业如诗人、猎人”等等。柏拉图提出了许多理由，譬如说，诗人常常把最伟大的神描写的丑恶不堪，误导青年。
柏拉图认为，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至于坏事物的原因，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不能在神那儿找。
“我们要一致相信：来自神的一切都将最大可能地造福于神所爱的人，除非他因有前世的罪孽必须受到某种惩罚”。
由于现实中贫富分化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致于“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住在一个城里，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柏拉图决定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包括公妻制）：
“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公有，没有什么是私人的”。
“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不论战时平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一样干。他们的王则必须是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人物”。
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任何人也没有私产、房屋或仓库，一切都是定量分给，大家同住同吃，象士兵在战场上一样。
“护卫者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它私人财产。他们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资，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大家一起消费”。——如果把公有的东西各各说成“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城邦就会四分五裂。
“治理者一经任命，就要带领部队驻扎在我们描述过的那种营房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公有”。
“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
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量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
“年轻人在战争中证明他们英勇卫国功勋昭著的，一定要给以荣誉和奖金，并且给以更多的机会，使与妇女配合，从他们身上获得尽量多的后裔。”
英雄在战争期间，“要爱谁，谁都不准拒绝。理由是：如果他在爱着什么人（男的或女的），他就会更热切地要赢得光荣”。
为此，不妨进行欺骗：一定要设计出某些巧妙的抽签办法，以使不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能怪治理者。
柏拉图的“优生学”（Eugenics）相当恐怖：
“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
“优秀者的孩子，我想他们会带到托儿所去，交给保姆抚养；保姆住在城中另一区内。至于一般或其他人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秘密地加以处理，有关情况谁都不清楚”。
“这是保持治理者品种纯洁的必要条件”。
这一段出自斯巴达人的实践，是后世“法西斯主义”优生学的理论源头。
要在男女身心两方面都精力旺盛的时候结合：“女人应该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为国家抚养儿女，男人应当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五十五岁。”
“如果超过了这个年龄或不到这个年龄的任何人也给国家生孩子，我们说，这是亵渎的不正义的。”
不正义的就得解决：“无论如何不得让所怀的胎儿得见天日，如果不能防止，就必须加以处理，因为这种后代是不应该抚养的”。
金银必须摒弃，“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
有了金银，城邦里就找不到正义，统治者就会把搞政治变成做买卖。
他们就会算计人民、恨恶人民，从人民的盟友蜕变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人民自然也恨他们，为了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就会谋图打倒他们。
于是统治者终身生活在恐惧之中，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
结果就会是，统治者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柏拉图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他希望铸造一个整体幸福的国家，而不是苦乐不均、贫富悬殊。
理想国的规模或疆土大小有一个最佳限度，既不要太小，也不能太大，要让“国家大到还能保持统一，我认为这就是最佳限度，不能超过它”。
此外，还要保持适当的公民人口，人口太多国家也会乱套。
修昔底德说：“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心态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大瘟疫、大饥馑等灾难，原有的道德在古希腊人中间几乎荡然无存，道德崩溃愈演愈烈：
“对诸神的敬畏和人为的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了。就前一点而言，他们断定敬神不敬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到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死去；就后一点而言，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因违法而被推上被告席的时候。”
为了纠偏，柏拉图提出应该把“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作为理想城邦的四大德性：
“正义”实现于“欲望”、“激情”和“理智”的协调一致；
“智慧”来源于合理的教育和不懈的追逐真理；
“勇敢”意味着能够捍卫家园和承受生活挫败；
“节制”是指不偏离平衡、和谐，杜绝盲目与激进。
“四德”融洽的国度，就是臻于成熟的理想乐土，就实现了柏拉图神秘的“善”。
当然，这种理想中的城邦，在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
随着时间推移，连淳朴的斯巴达都已腐化，但“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