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既来自归纳（集中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法资料），也来自细致入微的演绎推理，他对政治美德、政治技巧，政体分类、政体变革探讨之深入，自古暨今罕有其匹。
亚氏以柏拉图晚年相当圆熟的政法思想为基础，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发展出了比较政治理论，在极大程度上规定了两千年来西方政治学、法学研究的方向。
他的以下结论已成为全世界政法学者的共识：
“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法律应该是正义的体现。
作为最高的社团，国家要以善业为目的。
法治比人治更为可取，因为“法律不受激情支配，而激情会扭曲哪怕是最优秀的人的心灵。”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有若干缺陷。罗素指出：
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到过埃及、巴比伦、波斯和迦太基，但是除了迦太基而外，其余都只是泛泛而谈。
“他没有提到过亚历山大，对于亚历山大给全世界所造成的彻底变革，他甚至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全部讨论都谈的是城邦，他完全没有预见到城邦就要成为陈迹了”。
乔治．萨拜因也批评说：“他似乎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因而看不出亚历山大征服东方的那种巨大变革的重要意义。征服东方的结果使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汇合起来。”
看过《政治学》，普通人也会感觉到它过于局促于地中海世界。当时毕竟是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对于波斯、印度、甚至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另类政治，亚里士多德也实在是没有足够多的资料可供研讨比较。
罗素正确地看出：
“关于国家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犯了许多近代自由主义者所犯的同样错误。
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中保卫住它自己，而且甚至于还须没有很大的困难就能保卫住它自己，如果任何一种自由的文化想要能生存下去的话，而这要求一个国家究竟有多么大，那就得取决于战争的技术与工业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时，城邦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已不能抵抗马其顿而保卫住它自己了”。
萨拜因的相应说法是：
“事实上，城邦的命运并非取决于它借以管理其内部事务的那种智慧”，而是取决于它和其余希腊各邦的关系，尤其取决于希腊和波斯，迦太基，意大利的关系。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横空出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对此后二百年的希腊化世界影响不但在罗马人那里，他们的魔力迅速恢复，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对中国人而言，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他对僭主政体（专政）的抨击，并没有阻止两千年后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极权政体，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但追求一个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立宪政体，已经是中国当下政治转型的首要目标。
他的对儿童施行体、德、智、美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已经成为教育家的鹄的。
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思想，至今支配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但愿他对暴民政治的指斥，会得到下一代政治家们的注意。一个摆脱了威权统治的国家，有很大的可能陷入社会动荡。
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法理论的探讨，明显不够深入。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可以作为永恒不变的标准，以评价成文法的优劣。
但亚里士多德公然为奴隶制唱赞歌，认为奴隶制本身就是自然的、合乎正义，征服“天生的奴隶”不成问题，证明他还是没有真正读懂“自然法”，他还没有感受到启示真理的伟大。
汤因比说得好：
基督教会是野蛮文明过渡到正义文明的桥梁；
宗教是文明的基础、是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文明生机的源泉。
在某个国家，官员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事例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譬如报纸所载：
人与狗的故事，刺痛着亿万人的心！
2010年1月22日，美国洛杉矶消防局紧急出动了一架直升机和50名消防员将一条落水狗从河水中救出；
而同年6月20日陕西渭河宝鸡峡水库开闸泄洪放水，因无事先告知，原在河滩上钓鱼的61岁男子杨建国，被困在一处不到1平方米的草滩上2个半小时，却因所谓无法实施救援被活活淹死。
对比之下，这个国家的百姓真是命贱如蚁！
近代民主的根基是“人权”，这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伟大贡献。
天赋人权——自由——民主，是一种自然的逻辑展开。
人类是上帝的儿女，具有神赐的尊严与权利。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地上的君王，在上帝面前也只是一个渺小的罪人而已。
暴君、僭主们独断专行、妄自尊大，轻视人类，践踏人类纯属逆天叛道，本身就是在亵渎上帝，罪不容诛！
要恢复这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的尊严，每一个普通人的天赋权利，我们必须铲除专制，实施宪政民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