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氏重视现实，但他也设计出了自己的理想国。他认为，人类追求各自的幸福，不同的人民创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城邦能凭以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就是理想政体。欲达到理想城邦的最大幸福，其公民必须都具备四种善德。
一个城邦，一定要参预政事的大多数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为善邦。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北美殖民地迁来了经过宗教改革洗礼、焕然一新的人民，所以诞生了质量最高的政府。实现宪政后的中国，必须向宗教寻求真理，才会让社会变得纯净。
理想城邦不能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商贩牟利，锱铢必较，难免坑蒙拐骗，多违四德）。让忙于田畴作业的农民们做公民也不理想，因为他们没有闲暇用来培育善德并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所缺少的善德主要是“智慧”。智慧得之于教导和学习，须有闲暇，农民少闲暇，故不能免于愚昧。文士富于智慧，都是由于闲暇；如终日执犁，与牲畜相对语，怎能拥有智慧？）。
城邦中的公民为了要获得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闲暇，必须家有财产，只有有产阶级才能成为公民。产权归于公民，由他们垄断一切，凭年龄大小挨次分工于军、政、祭三项职务。田亩的劳作则寄托于奴隶或非希腊种姓的农奴（贝里俄季）。——农、工、商业由不属于城邦的侨民担当。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公民，由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构成，他们都是私人奴隶主。
亚氏认为财产有助于人的善德善行；柏拉图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在《理想国》中，他规定卫国之士（军人和官员）不应拥有私产，他们是集体奴隶主。
亚氏提出：土地不宜归于公有，每一公民要受领份地。
他建议，城邦全境应划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产，另一部分为私产。
私产属于各个公民；公产以一份供应祭祀，以另一份供应公共食堂的用度，维持公餐制度。耕地以奴隶最为相宜，不能如愿可以找次一等级的农奴，对于服劳有功的奴隶们可给予自由作为报偿。
公产与私产并存，是现代国家通例，亚氏此说甚为高明。但他的“理想国”中，奴隶、农奴从什么途径取得，是一大难题。
优良生活与幸福
全人类的目的显然都在于优良生活或者幸福。但有些人的行为足以实现他们的目的。另一些人虽然向往，终于不能达到目的，或是由于天赋薄弱，或是由于遭际艰难。
优良生活，必须有适当的配备，或裕或窘。凡才德优美之人，对于身外的需求一定轻微，往往不必外求而径可成善；要是天赋不充，便不能不对财物多所借重。
人入德成善出于三端：一为天赋，二为习惯，三为理性。理性尤为重要。较之一切动物，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和谐，方有幸福可言。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我们应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依从理性。
理性的启导就是教育，自由人轮番为治。“要明白主政的良规，必先学习服从的道理”。
既有玄想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表现的操行，也有无理性的本能所表现的操行。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城邦的公民们当然要有任劳和作战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更擅于闲暇与和平的生活。除了能够完成实用的事业；他们必须更擅长于完成种种善业。——学术和思想这些最高善业，必须有赖于“闲暇”与“和平”。 闲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己”，而繁忙的种种活动则都以他物为目的或为他人所役使。
制订政治体系的立法家们，应依人生较高的宗旨建立政体，把教育引向一切善德。不能仅仅崇尚实用，趋向鄙俗。拉栖第蒙（斯巴达）的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致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实在是鄙俗不堪。
许多人都称誉莱喀古士的才干，训练拉栖第蒙人使他们能够担当危难，终于树立了霸业。但现在拉栖第蒙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雄图；我们全都可以看到那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由于遗弃了人类较美善的生活。他们的立法家实际上是不足称颂的。那些倾心于斯巴达法制的人们，显然是看错了。——自由人的政体实际上比任何专制统治都有更多的善德，也更为优良。
当代中国立法无不趋向鄙俗，我们也不能指望一群丧失信仰的行尸走肉，能够在法律中体现崇高。
亚里士多德在上段明显在抨击他的老师柏拉图。莱喀古士的旧制和斯巴达的好战，固能收功利于一时，终不能垂于久远，也没有给斯巴达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德意日实行法西斯体制；前苏联穷兵黩武，皆有此弊，证明霸道不足崇尚。
亚氏指出，对邻邦的专制和对本邦的专制，同为专制；征服外族、建立霸国，和钳制人民的暴政是相通的，实有至理存焉。
尚武精神
亚氏不提倡穷兵黩武，但推崇“尚武精神”。他认为尚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
第一，保护自己，免得被人所奴役；
第二，取得领导的地位，但这种领导绝对不企图树立普遍奴役的体系（是美国式的领导）；
第三，对于自然禀赋中原来就有奴性的人们，才可凭武力为之主宰（针对非希腊各民族）。
亚氏的理想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所有公民都是战士，全民皆兵。这原是希腊各城邦的通例，但他更喜爱闲暇与和平的生活，勤劳之后的休息和娱乐，如倾听高尚的音乐，阅读幽雅的诗词，搞学术研究，探索宇宙真理，故认为战争应以防御为目的。只是在唾手可得的情况下，才鼓励发动掠夺奴隶的战争。
他反复贬责斯巴达，恐怕正是对马其顿当时剧烈扩张的间接针砭。实际上，二者差异颇大。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勇毅”与“明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德可以服人，却不能服兽。近代中华民族极其缺乏尚武精神，故丧权辱国，日蹙地百里，损失了几千万条生命和数千亿美元的财产。
亚特兰蒂斯
当时的大多数希腊人相信自非洲向西航行到大西洋中，可觅得一个幸福群岛——据说洪荒四期的半神和人间英雄死后的英灵由宙斯大神为之集合，而移于人迹罕至，处于旋涡深海之中的那一群岛上。
以前柏拉图在对话中还提到了历代相传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大西洲）。
亚特兰提斯原本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尊奉公正圣洁的海神。但其后社会开始慢慢腐化，人民最后变得邪恶不堪，且不再敬神，故在九千年前被众神所毁灭，沉入海底。
实际上，大西洋中确有“幸福群岛”——百慕大群岛，那里的异度空间的确也住满了英灵。许多船只到了那里会骤然不见踪影，许多年后又奇迹般地再现，显示出时间隧道效应。
虽然亚里士多德在世时（公元前384年 - 公元前322年），大约在公元前330年，古希腊的航海家毕提亚斯已经开始了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大西洋中航行，但他似乎并没有进入百慕大海域，所以此事与亚特兰蒂斯一样，应该是来自古老传说。
“睡眠先知”凯西认为：
“亚特兰提斯拥有高度发展的文明，能源系统的中心是一六面体的磁欧石，它可以凝聚阳光，将其转变为能源。是磁欧石为中心的能源系统发生大爆炸，毁灭了亚特兰提斯大陆。”
盖人类自四万八千年前出现，渐渐脱离原始生活，走向高度发达的最初之地就是亚特兰提斯，那是第一波文明。一万年前人类再次进入农业文明，已经是梅开二度。
婚姻和教育
亚里士多德非常关心婚姻和教育，写下了很多文字。他认为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全邦公众的政治性格既是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也是以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须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
每一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各家子女的教育（训练）应该都由城邦公办。
中国古代以“礼乐射御书算”六艺教导儿童，古希腊小学四门功课为：
（一）“读写”（包括初级算术）；
（二）“体操”（以培养未来士兵为目的，多模拟军事课程，譬如用弓箭、弹丸等竞技，但亚氏非常反对早期的过度锻炼）；
（三）“音乐”（音乐可以激荡我们的灵魂而使它演变。希腊习俗，于儿童崇尚歌咏）；
（四）“绘画”。
音乐、绘画等是日后公民闲暇的修养，不可依为生计，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几何、天文、辩难、哲学等高级课程，大概就得自己去找老师学习了。
亚氏指出：心理活动和体力活动对人身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肢体在工作时，基本停歇了心理活动，人在思索时，肢体也就呆滞了。所以要文武并重，均衡发展。
亚氏认为，任何职业、技艺，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或灵魂，使之降格者，都属“卑陋”。一切受人雇佣、赚取金钱、使人艰辛愁悴并堕坏意志的活计，都是“卑陋的”行当，不适合自由人学习。相同的作业，要是依从他人的要求而一再操作，这就未免鄙贱而近乎奴性了。
希腊工匠或为奴隶或为佣人，或来自外邦，他们日作夜息，从无一朝的闲暇，因而被视为“贱民”。
“君子不器”是中西共识，一个绅士，多才多艺，风度娴雅，自然要避免成为一台机器的一部分。
有贱民才有贱业——譬如希腊人喜欢精美菜肴，但以为烹饪是奴隶的事务，所以从不教其儿童从小学习调羹治馔。
他认为，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是操持闲暇。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
“闲暇”不是憩息。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出于自心，不假外求。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如果人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
亚氏之说有很大的合理性。缩短劳动时间，把闲暇还给人类，使他们能娱乐、学习、修炼，乃是未来一代又一代政治家的首要职责。
古希腊戏剧发达，斯巴达和雅典且对于戏剧和音乐订有成规，以防杜淫邪。它国则漫无限制，艺人乐工往往炫其新异，表演荒诞的舞蹈、变态的乐曲，使听众放肆失态。
所以亚里士多德有些鄙视艺人，他主张自由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能把自己的身心取悦他人。
儒家提倡雅乐，鄙薄世俗之乐，所谓“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与此类似。
全书在这里终止，关于教育的讨论未曾完篇，在叙述公民们的早年教育之后，应该是论及其中晚年的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亚氏理想国的其它好多事情也同样付之阙如，没有详谈。
是不是讲稿遗失了一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无可考证。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光耀千秋的杰作，为本次人类的政治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