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指出：
统治者仅仅被憎恨或者仅仅被藐视，危险还不算大。但被憎恨加上被藐视，危险就会降临，总有人会悍然发难，拼死一击。
有些人掠取僭主们的性命是为了获得永世不朽的声誉。在英雄们看来，杀一僭主，扫除苛政，正是震憾世间的伟大事业。诛除暴君的万世之名远胜于得一城或得一国。这些人英勇果决，为了遂行其素志不计成败利钝，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乃是世间的楷模。
一般说来，凭自己力征经营而创建其统治的僭主一般都还能维持其政权，传至后代，则往往容易丧失其先业。王二代、王三代生长在奢华之中，忘记了一切艰难，既为大众所鄙薄，又为大众所憎恨。忿怒激发了人民的斗志。鄙视助长了人民的勇气，僭主政权的覆灭也就指日可待了。
人民有革命权。
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被造而平等……”政府太烂，人民便有权更换或废除政府。
伟大的杰斐逊曾写道：
“人民有权推翻使他们陷入专制统治的暴政；即使在共和国，人们偶而行使反抗权也是好事；
……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谢司起义）的叛乱。因为革命可以防止腐化，是政府健康的良药…
…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
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主张，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甚至说：“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及一部分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之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要“让自由的人把篡夺主权的人立刻处死”。
——概而言之：诛戮暴君，推翻“暴政”乃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天然权利。不仅人间法典，古代、现代、未来所降示的一切圣典也都会承认这一点。
僭主与立宪君主
在亚氏看来，随心所欲、蔑弃法律的僭主统治与立宪的君主政体并不一样。君主政体是基于公意的统治，倚法而治（普鲁塔克：“莫洛修人和他们的王室时常共同宣誓，王室誓必遵守法制，人民誓必拥护王室”）。
君王执掌邦国，温和谦恭，礼待臣下，率由旧章，多少保持一些同其他人平等的观念，所以一般较为持久。
如果王族内部自相倾轧；或者君王企求更多的特权，不再自足于维护法律而希求僭主的专擅，国家也就趋向灭亡了。
譬如斯巴达王室，两王分权，又被民众、贵族、监察官重重牵制，类似君主立宪；或者中国古代圣王的垂拱而治，所以王权传诸久远；“虚君共和”、“放弃王权”更是民主时代君主们最好的转祸为福之道。
英国经光荣革命，荷兰经1848年修宪，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王室安享尊荣，已经没有可能被别人替代。
当此二十一世纪，不明大势，鼠目寸光，恋栈贪权者，违拗民心，强立民上，必有无妄之灾、不测之祸，身死国灭，将为天下笑。
专制僭主特点
专制僭主想维持政权就十分困难。他要芟刈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禁止会餐、结党，结社，要派遣密探，经常收集人民的言语行动的情报。使人民在公共集会上不敢吐露衷曲，诽议国政。
还要挑拨离间，在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散播猜疑不和的种子。或者假托神言以神化自己。——最缺德的僭主们还采取手段使人民贫穷不堪，使人民没有财力置备武装，一天到晚忙于生计，不再有从事政治图谋的余暇。
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僭主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所以他既不信任朋友，也不信任人民。他宠幸佞臣，擢用奸诈之徒，招揽演员、舞妓，粉饰太平，厚待外邦人，一掷千金，博取虚名，并放纵奴隶，希望奴隶能揭发主人们的阴私。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意志的人们，尽量把全邦的武装变成私人卫队。
君主政体转变成僭主政体必然导致毁灭，而保全僭主政体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僭主政体转变成君主政体。实在不行就诱使人民把僭主当作全邦大众的管家或本邦的仁王，搞财务公开，使他们不发生推翻僭主政权的设想。
亚氏建议，一位僭主应该示人以威重而不露严酷；培育好军事才能，让大家认为他知兵善战。他绝对不能让自己或者部属淫乱，不能让民间流传关于他们淫秽的蜚语。一个僭主必须克己自持；至少应该向世人表现自己绝不以宴饮放荡为乐。因为民众见到沉湎醉乡的糊涂虫，总是容易引起鄙薄之意，认为他们是不难加以袭击的而跃跃欲试。
他应该在祭典上显示自己对于诸神的虔诚；让人们认为他既对诸神如此恭敬，就不致于亏待人民。看到有功绩和德行的人们，他应该予以尊荣，予以名位，以收揽英雄之心（让这些人私自估量，在民主政体中，他们的所得未必就会更多）。凡是加恩行赏，授予名位，都应亲自施行；但一切罪罚则应由属官或法庭判决。
他还要慎重注意，切勿让谁单独晋升到特别高的名位；有所升迁时，应当使若干人同时晋升，让他们各思奔竞，不能威胁自己。如果竟然有不能不独予拔擢的人，这就得仔细审察，切不可拔擢豪健之士，这种人胆大妄为，日后难免要有非分的举动。
一个僭主应交友于著名人物而同时求取平民群众的好感。应克己复礼，万事不为过分，应避免对人滥施体罚——高尚而好名的人在荣誉受到亵渎时，必然憎恨。不得不有所责罚时，也不能对这种人加以凌辱。对于珍惜财产的人，不要损害他们的财产，避免引起他们的盛怒；行刺的阴谋对于僭主最为危险，所以对于自感受辱的人或其亲友应特别戒备。
无论如何，在所有各种政体中没有比寡头和僭主政体更为短命的了，存在得最久的西基雄的僭主政体，也不过百年。那一僭主家族善自节制，治民温和，施政大体上遵循法度。雅典僭主庇雪斯特拉托受到亚留巴古（元老院）的传唤，便恭敬地作为被告到庭答辩。
雅典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元老院、十将军委员会等。元老院一开始掌握大权，梭伦改革后，权力转移到公民大会，元老院只能审判几件凶杀案，已形同虚设。
科林斯的居柏塞卢一族，前后掌权僭位七十三年有半：僭主居柏塞卢颇得民心，主国三十年，出入不带卫士……僭政一事，史迹斑斑，但概括起来，一般都为期短促，鲜有例外。
对照现代社会：
没有从选举中取得合法性的政权，即属“僭政”；
没有经过真正自由的选举上台的国家领袖即是“僭主”。
僭政最长的，大概是七十几年。现代社会，僭政无过百年，盖可断言。
平等和正义
亚里士多德说：关于平等和正义这些问题，要在理论上弄明白谁所抱有的见解是正确的，实在很困难。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弱者常常渴求平等和正义，强者对于这些便都无所顾虑。
统治阶级永远会把对于自己有利的东西吹嘘成正义，给被统治阶级洗脑。
地理环境与政体
组成城邦的人民以农民为最优良，其次是牧业人口，再次是商邦市民。农民财产不多，终年忙于耕耘，没有出席公民大会的闲暇。他们习于知足，没有非分之想；不想染指政治。他们可以容忍僭主政体、寡头政体。但一旦仓廩充盈，达到小康，有时就会感到对政治地位和权力的需要。牧民体格尤为健壮；特别适于战争，要求自然更高。工匠、商贩和佣工这些市廛群众，聚集徘徊于市区和商场之间，亟亟于社会政治的集合，最为渴望政治权利。
农业文明专制政体居多；
海洋文明（多商邦）民主政体居多；
牧业文明兼糅二者因素。
生产生活方式，对政体的影响非常深远。
战斗队伍分为四种——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海军。
凡境内川原适宜于骑乒战斗的城邦，可以建成雄强的寡头政体；住在这种地区的居民需要骑兵为之守御，只有饶于资产的富户才能蕃育马匹以供骑乘。凡境内丘陵适宜于重装步兵队的城邦，倘若组成次一品种的寡头政体也是合乎自然的；披甲持盾的士兵一般毋宁取之于小康之家，而不收录贫民。轻装部队和海军都从平民群众中征召入伍，实际是平民性质的武力；由于人数特别多，如遇内讧，他们常能挫败寡头势力（则适于轻装部队和海军作战的地区一般实行平民政体，理所宜然）。
地理环境对政体同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孟德斯鸠日后对此有更深入的探讨。
善德与幸福
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完全具备所有这些人才会幸福。而凡德性不足务求娱乐于外物的人们，不久便知道过多的外物已经无补于人生，终究不如衣食仅能维持生活，而虔修品德者。外物诸善，其量有一定限制，过量往往有害，唯有灵魂诸善，情况恰好相反，多多益善。财产和健康之为善，实际都在于可以成就灵魂的善德，因此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反而为了外物失去自我，心为形役。
获得财富和健康者，而缺乏灵魂诸善，未必幸福。城邦亦然。每一城邦，有如各个个人，有多少善德就会有多少幸福。
一个城邦必须拥有正义、勇毅、明哲，才能达成全体人民的幸福。光是富裕、强盛，远远不够。
当今中国富裕、强盛，却缺乏理想，不能树立正义。除了官僚特权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般民众没有政治权利，背负三座大山，恐怕很难感觉有多么幸福。
亚氏重实践，认为善德必见于行事，人必须参加政治生活，在世不论穷达都应“兼善天下”。人如果离群索居，勇毅、节制、正义、明哲诸善德就无法体现。所以他对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伊索格拉底等人脱离社会，“独善其身”的思想不表赞同，甚至认为就是神如果仅仅关心自己，不干预凡间之事物也尚不完美。
这与中国人“穷则独善其身”，与印度人力求出世，在苦行中获得解脱，形成了完全的对立，与亚氏以后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哲学，基督教神学与哲学亦大相径庭。
古希腊思想家勇猛刚健的进取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
亚氏赞赏小国寡民，他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自给自足、通工易事。最美好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一个限度。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对人口都有所限制。一个人口众多、极为繁庶的城邦总是很难使得人人都能遵守法律和礼俗，以维持良好的秩序。只有神才有可能维系整个宇宙万物，令为数既多，体量又大小不一的事物各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
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埃斯诺”）那样，人口众多，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却很难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施行法治。
“埃斯诺”泛指非希腊民族的政治社会团体；在一“埃斯诺”中，人民通婚、通商，经济足以自给，树立共同的礼法，信奉共同的神祇，权力归于君主。境内或为许多村落，或为若干城市和许多村落，他们对于外敌作共同一致的攻防。
亚氏认为这种“民族国家”壤地太大，人口太多也太散漫，不能像城邦公民们那样休戚与共、实行“宪政”。法官和诉讼当事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根本就互不认识，政治活动如何开展？
依亚氏所示，一邦公民人数最好不要超过万人；居民可远近相望，互知其行为、能力、门第、贫富；平时集会可以朝至夕归，战时可以召之即来——这就等于近代国家一个小城市或一个乡镇的面积和人口。
古希腊城邦在政治上习惯于公民之间人人互识，以便选举和断案。
现代司法则要求“无私意审判”，只看案情。法官不须对两造私人情况各有所知，更不得因这些知识而干扰他的审判。现代国家人口均以千百万计，选举人对被选举人，但求能粗知其公共生活和公务才能，对于私人生活及其品性，实已无暇深求，也不须详悉。
海洋主导权
亚里士多德在前面论及僭主应如何统治时，已经为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奠定了基础，他的下面一段议论则为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著作《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廓开了思路。
亚氏指出：为了克敌致胜，一个城邦应该兼筹海防和陆防。就攻击来说，如果具备海陆的便利，兼用海陆两种兵力，即使不能两军同时出击，但忽尔由陆地、忽尔由海洋进袭，也比专用一种部队易于惩创敌人。
在伯罗奔足撒战争中，雅典要是没有强大海军出击，陆战终难拒敌。
斯巴达在忒拜入侵时，因为没有海军出袭忒拜本土，国境便深受蹂躏，这些都是海军利于攻击的显例。
希波战争中，希腊各邦的终于得以驱除强敌就在兼用海陆两军，海军的优势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叙拉古击败雅典入侵部队，也是由于自己的两个军种都能制胜。
城邦具有相当多的舰队能从事海上作战的无疑是特别有利，这不仅足资自卫，在国际关系方面也很重要，舰队可以威慑强邻，在友邦有警时，则能在陆路以外，另外从海上赴援。这种实力的大小，即舰船的多少，要以国情来衡量，并考虑到立国的抱负而后加以制定。
城邦如欲积极周旋于列国之间，企图成为一代的领袖，它的海军就必须达到足够称霸的规模。希腊各邦在与波斯战争中已认识到，国无舰队而图以陆军称霸者，只能成一“跛足霸主”。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就是一个“跛足霸主”。
盖因地球乃是水球，71%是海洋，29%才是陆地，水路四通八达，无远弗届。海军强国足以对任何陆上强国实施战略大包围，如当年美国及其盟国对华约组织的包围，今天对共产党中国的包围。
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世界命运具有决定作用，已经是所有军事理论家的共识。
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相关，一个民族要成为伟大民族必须拥有海权，而建立强大的空军、海军是确保海权，崛起为世界领袖的第一要素。
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3.87万亿美元（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进出口货运总量的约90%，都要仰仗海上运输。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个国家的颈项随时都会被别人扼住。
斯巴达舰队的桡手，为农奴和雇工。亚氏不赞成极端平民政体，他主张雅典学习斯巴达，征集桡手时取之于公民团体之外的农奴和农庄雇工。海军不宜再从公民中的贫户征召桡手，也不宜对曾经担任桡手的奴隶赋予公民权利，以防止雅典再搞极端形式的大众民主。
气候地理论
亚氏断言，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绌于技巧而缺少理解力；他们能长久保持其自由但不会治理他人，所以在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
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热忱不足，怯于战斗；他们因此常常沦为臣民甚至奴隶。
惟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两大陆之间，兼有两者优点，他们既具热忱，也有理智；既能永保自由，倘能统一于一国，也能治理世上所有其它民族。
这是典型的地方偏见。
许多希腊人认为，雅典是希腊的中心，亦为世界的中心，或者说“德尔斐为希腊之脐，亦为人类所居住的全世界之脐”（以人身为喻，脐在中央）。
德尔斐（Delphi）位于福基斯，是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在这里颁布，据说阿波罗神庙的入口上刻着“认识你自己”的格言。
希腊人无力统一，幸好波斯君主不会打仗才免于被奴役，但嗣后马其顿就实际压服了希腊各邦。此次永失独立，依次被马其顿王国，罗马人、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直到近代。可见他们在政治上既不如欧罗巴人，也不如亚细亚人。
希腊人一盘散沙，从来只能被别人征服，什么时候治理过世上其它民族？
希腊人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在音乐、数学、哲学、文学、建筑、雕刻等方面，都曾取得过巨大成就，但其征服史却是空白（当然他们曾经广泛殖民）。
此段似开孟德斯鸠“气候地理决定论”之先河。
德尔斐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