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被捕以后，家人和朝臣非常着急。
他们急忙找来了有莘氏的美女（估计是太姒夫人管娘家人要来的），骊戎的骏马，有熊国的九驷（三十六匹马加上战车），还有其他奇珍异宝。赶紧赶入商京，通过纣王的宠臣费仲献给了纣王。
这一下纣王倒被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姬昌何罪之有啊？于是不仅马上赦免了姬昌，检讨自己上了崇侯虎的当，并且把弓箭斧钺赐给文王，让他从此可以随意征伐不服从的邻国，不必再请朝命。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自羑里脱归之后，文王姬昌的后福真是源源而至。
最大的后福是他遇到了一位绝顶的高人，并且拜为自己的太师——这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圣人、武成王姜子牙。
话说一向勤政的周西伯这天儿忽然感觉烦闷，非常想出去打猎。在打猎之前他卜了一卦，卜辞是：
将要得到的既不是龙也不是螭（无角龙），既不是虎也不是罴（一种熊），将要得到的是图霸称王的高级助手！
西伯大喜，立即出猎，果遇姜尚于渭水之南。
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以文王这种三代圣王、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能力，千年之内几乎不做第二人想，但与此人略一接谈，却感觉如同触电，几乎马上就要拜倒在地——哇塞，这儿老爷子可太厉害啦，简直就是一位活神仙下凡！其知识之渊博，见识之卓异，正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如蛟龙之不可测，如沧海之不可极，如宇宙之不可穷！
估计文王姬昌当时高兴得几乎当场就要昏死过去，镇定了好久，他才说：我的爷爷太公早就预言：“将有圣人到周国来，周国将因此而一统天下”！今天您真的来了吗？真的是您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家太公已经盼望您好久好久啦！
当即把老先生请上车，回朝，立即拜为当朝太师（首相）和自己的私人老师，主管一切军政要务；号之曰：“太公望”——我爷爷企望中的圣人！
接着是派出豪华车队，从东海之滨某某城某某市（日照？）的棚户区，千里迢迢接来老先生的一大堆家眷，并立即与之连姻，让自己的太子姬发娶了老先生的小女儿邑姜，立为正妃。
这位姜尚姜子牙到底何许人也？
史册记载：此人乃东海（今之渤、黄、东三海）岸边人士，一介平民而已也。其先祖尝为四岳之一，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吕地（南阳宛县）。他本姓姜氏，或从其封姓，所以又叫吕尚。
吕尚家早就破落了，家里很穷。他早年曾在殷都朝歌屠牛卖肉，黄河渡口孟津卖酒。据说也做过殷商的官员，可能是品秩太低的缘故，同朝为官的姬昌根本就不认识他。
关于他的早年和中年经历，还有很多种传说：什么算过卦、卖过米、种过地、打过猎、放过牛、捕过鱼、学过道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也难稽考。
总而言之，这是商末的一位下层平民，虽有自由，却无资本。每日胼手胝足，沐风栉雨以求一饱。常常混的穷困潦倒，朝不保夕；往往漂泊不定，颠沛流离。
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此人却没有悲观沉沦，而是逆流而上，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修，正当商周交接，天下将乱之际，终于蓄积起了惊人的能量——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雄才伟略、高瞻远瞩的潜在政治家、军事家。
正所谓：
“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据专家考证：齐太公生于商王武乙时期，一生经历了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和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七代；曾服务于帝乙、帝辛、文、武、成、康六代帝君。
太公遭遇文王，应为公元前1056年（受命元年）或稍前。彼时太公70左右，文王60左右，武王40左右，太公小女邑姜20以下。
但何以武王晚婚若此，却又令人迷惑不解？莫非周人三十而娶，而恰值文王被拘，世子不怿，故而未婚？或者世子前此已有侧室，只是未育，故而史籍不传？
孔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
尉缭子说：“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主而不听，人人谓之狂夫。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
太公死时，已是周康王六年。《史记齐世家》：“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或言其一百一十余岁方卒，也未可知！
如果我们把本次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暂时抛开，那么在近五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几乎有四万年是属于“先天时代”。
我们若以农牧业的出现为“文明”，则可把二者并称为“先天原始时代”。彼时统治人类的思想是“万物有灵论”，统帅各个氏族、部落的则是“酋长——巫师”。那是一个“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时代，所谓“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旦有语，夕有语”。
许多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超能力直接交通上天，天神也常常下来，巡游省方。
农业文明开始以后，人类的私欲日增，先天能力渐渐减弱。高级生命也很少下顾，于是颛顼下令“绝地天通”的神话就诞生了——“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人和神之间拉开了距离，但仍然是以神为主，以神为本，属于“神本主义”文化。
“神本主义”文化的最高峰，就在殷商。
正如《礼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史料和考古发现证实：
殷人好卜：殷商从上到下，事无巨细，先卜而后行。可以说是无日不卜，无事不占，极端宿命论的思想笼罩着一切；
殷人惧祟：日常起居，禁忌极多。简直是四处闹鬼，无处不祟，举手投足，动辄得咎，把自己搞得几乎精神分裂；
殷人好祭祀：祭祀之频繁，花样之繁多足以使现代人崩溃。祭典上杀羊杀牛杀狗杀人。凡有大事，如祭神祭祖，求雨求年求祛疾求长寿，乃至新居落成，陵寝告竣，必杀人以登闻；
殷人好杀殉：诸侯与商王一级杀殉，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一些是近臣姬妾，但大部分是抓来的奴隶。有青年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其杀戮方式：砍头、活埋、宰割、焚烧不一而足，真是惊心动魄，令人发指！
晚期的上层殷人，已经堕落为一个“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的野兽种族。他们“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四出征伐，把无数的苦难倾倒给周边的方国部落，倾倒给数十百万无辜的人民！
如何处理“天人关系”是古今思想界一大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你倾向于以神为本，还是倾向于以人为本，其实最终都应该追求一种平衡，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信仰，极端倾向绝不可取。
有神论的确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主要用禅定中开发出来的各种功能），但由此走向极端也会变成迷信，变成对高级生命赤裸裸的侮辱。
象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每年杀人数千，日以杀殉娱神；
象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大搞宗教裁判所，到处搜杀女巫；
或者象现代的宗教极端分子，鼓吹杀戮平民，也能进入天园。
这不是肆意妄为是什么？等待他们的是地狱。
道德崇高的高级生命，岂会喜欢这种货色！
以人为本的立场更正确一些——但发展到极端也会变成邪说、邪教。
譬如，达尔文的演化论，胡说人类起源于猿猴，就是一种邪说；而那种在毫无深入研究的情形下，断然否定高级生命的存在，断然否定灵魂的存在，断然否定永恒道德的存在，整天鼓吹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思想体系应该叫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这是一种可怕的学说，仿佛瘟疫，曾经毁灭许多国家，迄今还在使一个伟大的民族沉沦、败坏。
总之：
神本的极端是抹杀人，一切为了神，人变得可有可无；
人本的极端则是抹杀神，斩断了自己的根，斩断了自己的神圣来源，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人同样会变得轻如鸿毛，贱如草芥！
在神本主义时代，理性的光芒也会不时闪烁。譬如商初的伊尹就经常说：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天难谌（相信），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诸如此类。
但睿智的贤圣终归是少数，蒙昧主义最终必定会卷土重来，占据优势，它集中表现在殷商末王子受辛的名言：——“呜呼，我不有命在天？”
高踞在大邑商宝座上的旧天子们深信自己“有命在天”，“荷天之宠”；潜伏在暗处，正准备战胜攻取、取而代之的新天子和群臣们却深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在在下看来：周初人们天命观之纯正，实非前后世代之所能及：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
光明伟大的上帝，象太阳一样照临着下土；他监察着天下四方，关心着人民的疾苦。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上天监视着下方，天命已经属于文王。
“天监有周，昭假于下。”
“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笃生武王，保右（佑）命尔，燮伐大商。”
“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时迈（按时巡视）其邦，昊天其子之。”
“上帝是依，无灾无害。”
……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正如伟大的屈原所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图/周文王 像
在周初的四位巨人中，文王的政治思想因西晋永嘉之乱，今、古文《尚书》相继散佚，保存下来的很少，但其“敬天”、“明德”、“慎罚”以“怀保小民”的主题思想十分清晰。
在政治实践上，文王作为人君先“立仁于己”——“古之政，爱人为大”（孔子），“治世莫若爱民”（宋·王昭素）；然后躬行仁政：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谦让（七教也），使得境内：“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朴，男悫而女贞”，境外：“来远怀众，仁名远播”，天下之民归之若流水，连很多奴隶都逃过来了，以至文王不得不颁布“有亡荒阅”的法令。
“划地为牢”，“泽及枯骨”的爱民故事，流传至今！
文王深明天道，深谙宇宙的辩证运动。以下《易经》的卦爻辞足以说明这一点：
“潜龙勿用”；
“亢龙有悔”；
“大人虎变”；
“君子豹变”；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有孚光亨，利涉大川”；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
（不能把握时机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有备无患）“劳谦君子，有终吉”。
在新发现的《保训》中，文王谆谆告诫嗣王，要：“自稽厥志（自我省察），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不要违背老百姓的愿望），厥有施于上下远迩（才能普济万民）”。
告诉武王，古昔圣王的施政秘要就是一个“中”字，要“建中于民”，要以中道治国。
灭商之后武王真的也要“归中于河”——迁都于黄河中游，“莅中国而抚四夷”，是不是受了文王的暗示呢？
图/周武王 像
武王姬发作为思想者显然不及文王、周公和太公三位来的声名显赫。但他的思想非常明澈：
“惟人万物之灵；”
“天矜（怜悯）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惟天阴骘（保护）下民，相协厥居；”（使他们和睦相处）
“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虽有周亲，（至亲）不如仁人；”
“亶（诚实）聪明，作元后，（天子）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惠民，惟辟（君主）奉天；”（以安民也）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抚育我才是我的君主，虐待我就是我的敌人。
——民本主义的立场何等鲜明！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概而言之，这就是一次从“神本”到“人本”的急剧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公姬旦。
图/周公旦 像
这是一位让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拳拳服膺的伟大历史人物，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尊之为“元圣”。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那么在两千年的三代封建社会中，周公旦就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奠基人。没有周公，儒家简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百家争鸣”似乎也无从谈起。因此汉唐以降，明清之前，历朝都是“周孔”并称——魏晋之际的嵇康就是因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而被诛杀。
东征之后，周公第二次大分封，制礼作乐，不仅开启了有周八百年璀璨辉煌、仪态万方的礼乐文明，并且为嗣后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调。
我国上古文献遗存甚少，而在《尚书》和《逸周书》中，有关周公的记载是最多的；在诸子百家的追述中，周公也往往在唱主角。
旧说《周礼》（周官）《仪礼》两书为周公所作，谓之“周公致太平之迹”，“非圣贤不能作”，太史公司马迁就持此说。
近人则痛诋之，以为文辞不类，不够诘屈聱牙，必是战国时人伪托。他们显然忘记了，司马迁本人就经常改写古文，把它改换成通俗的汉代口语。战国诸子这样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古代“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普通人又怎么会擅自写出这样两本书来，且又如此的精详周密、和谐典雅？
《周礼》和阐释它的《礼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吉凶军宾嘉”五礼兼具，影响深远，直迄清末，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制度纲领。
孝悌仁爱、温文敦厚是周公的天性——“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史记》）他把自己宽裕温柔的个性，把周人浓郁的血缘亲情贯注在周礼中。“善继人之志”，“成文武之德”，提倡“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祀德纯礼，明元无二”。缔造了西周这个令孔子和后儒推崇备至的理想社会，把中国第一个文明时代（三代）推向了巅峰——自己也成了儒家最高的人格典范。
周公“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其论列九德：“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明刑）”——法治乃其末也，并非今人所说“德法并重”。故后世汉宣帝刘询以：“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抢白太子。
周公的思想博厚高明，兹举数例，可见一斑：
“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
“若保赤子，唯民其康乂（康乐安定）。”
“民情大可见，小人（小民）难保。”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与民利者，仁也；为民犯难者，武也。”
“王欲求天下民，社设其利，而民自至。”
“德以抚众，众和乃同。”
“维明德无佚（失也），佚不可还（失去就找不回来）。”
“肆惟王其疾敬德（现在王要加紧推行德政），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王该用美德去向上帝祈求长久的国运）。”
“惟命不于常（天命无常），汝念哉（你要小心啊）！”
殷商“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天非虐（并非上天虐待下民），惟民自速辜（是人的罪恶引来了灾难）。”
罚过：“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周公深得文王真传，追述其父：
“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
“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在昔文考，躬修五典（五常之教），勉兹九功（慎不可犯的九种过错，如：淫巧破制，荒乐无别等等），敬人畏天。”
周公行政：“老弱疾病，孤子寡独，惟政所先。”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士归之。”
“关市平，商贾归之。”
“分地薄敛，农民归之。”
周初三圣之树立，正如《中庸》所赞：“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对于我所说的道家高人卜卦，眼前会出现图像，很多人表示怀疑。那么请参考科学奇才尼古拉·特斯拉的经历：
“如果有人对我说出一个词，那么这个词所示意的物体的景像，便在我的眼前生动地浮现出来，有时候我都无法分清，究竟我看到的是否真有其事。这使我万分难受和焦急。我请教那些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的研究人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令我满意地解释清楚这种现象……”
特斯拉推论，这些景像并不是幻觉。每当夜阑人静之时，他曾见到过的丧葬或者别的叫人心悸的情景，便在他眼前活灵活现地涌现出来，如果他把手伸过去，这种景像也还是留在空间里纹丝不动。
——道家真人的功力更加强大，所以图像全是活动的。
古语说的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文王姬昌的长处在于知天道、擅政经，但在军事上和谋略上则相对短板。本来嘛，天性如此仁厚的一个人，你让他整天研究怎么杀人，怎么颠覆敌国，他肯定不会十分在行。
我们之所以后来也把他尊为军事家，是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生猛的军事天才——吕望。
图/吕望（姜尚）像
吕望在当时和后世都十分牛叉，后世的儒、法、道、兵、阴阳、纵横甚至经济学家一致尊奉他，号称“百家宗师”。
实践表明，这确实是一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旷世奇才，全智全能，正如刘备得诸葛而分三国——“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
姜太公留下或者托名于他的著作很多。
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说：太公的谋略有八十一篇，不可以言穷其意；太公的言论有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其妙；太公的兵法有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其用。谋、言、兵共二百三十七篇，构成所谓“三门”。
“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
兵法最早出现在黄帝时代，“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以立军制，以教战法。”“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以此观之，今日之《武经七书》中，三略、六韬都是太公所遗，司马法中也保存着太公的部分思想。
战国武学，齐国最盛，孙子和孙膑显然受到太公极大的影响。吴起的老家卫国左氏邑在山东曹县，战国魏人尉缭相传是鬼谷子的高足，而鬼谷先生正是齐人。
游说失败，苏秦从自己家箱子底下翻出来的“周书《阴符》”，估计也是太公的遗作。
我们当然不是说，现存的《六韬》和《太公兵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残篇等等都是太公本人的手笔，而是说这些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在西、东两周是如此著名、如此权威，广为人知，相信很难有人敢去伪造。
综合所有遗编，太公的思想可以简括如下：
一、存心：“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昌；日甚一日，寿终无殃。”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慎始与终，完如金城。”
“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人没有被大山绊倒的，绊倒人的都是小土堆。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绵绵不决，或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
二、立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仁义道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治国必以爱民为本。要“爱民”、“顺民”、“贵民”。
圣帝明王，自己粗衣恶食，以存养百姓。“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故
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
要“敬其众，和其亲（宗族），敬其众则合，和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
“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
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而治理（这个周公有异议）。
三、尚贤：“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所以要“举贤而上功”。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
对于贤士要“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使之名副其实。
决策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
显而易见，姜太公最突出的还是他的军事才能，要不怎么能立马当上三军总司令呢！
他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而精辟。
如果说《孙子》比较强调兵者诡道，比较强调智胜、兵胜，那么太公兵法则更加注重实力，更加注重仁胜、政胜。在这一点上，他更加接近吴起和商鞅（“凡战必本于政胜”；“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与近代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也相当一致。
太公兵法，可以说是一种阳性兵法，其来源我们最后再说。
论兵：“非德不昌，非兵不强。”治军必先经国，言兵必以政治为先，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强调“天人合发”——“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观人灾，乃可以谋”，但“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后代的革命家们真该向古人多多学习啊！
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大兵无创，以全胜无斗争于天下”。
治军：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将领：“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要以五材选将：勇、智、仁、信、忠。
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共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劳者皆息，将乃就寝。这样才能打造出天下无敌的“父子之兵”，才能“战如风发，攻如河决”！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
要以各种人才组成七十二人的参谋机关，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用人要“崇礼而重禄——崇礼则智士至，重禄则义士死。”“万人必死，横行天下。”
执行军法则“杀贵大，而赏贵小。”法不阿贵，赏不遗细——军法面前，人人平等。
攻伐：“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所不意。”
“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所以必须随机应变，要“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
进攻要“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
具体的用兵方略、战法很多，什么山地战，泽地战，林地战，火地战；怎样用骑，用步，用车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武攻之外，尚有文伐十二法，确实比较阴损。乃是用奉承、贿赂、收买、离间、利诱等手段促使敌人骄狂自大，耽于逸乐，上下离心，内外解体。什么：“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等等等等，一句话：——“多方以误之。”
太公能预测，会望气，他说：“凡兴师动众，陈兵，天必见其云气，示之以安危，故胜败可逆知也。”
“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可降。”
“三军齐整，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徵也。”
——这种用兵境界早已超出了凡人，看起来《封神演义》的故事也并不都是空穴来风！
战胜之后，以道家无为之术，休兵养民：“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千万不要瞎折腾。
姜尚最超前的地方，还是他的经济理论。
他认为政治应该先于军事，而经济又应该先于政治。
衡量一个君主是不是合格，是不是优秀，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能不能把人民生活提高上来——“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
富国的关键在于“大农、大工、大商”——农工商并尊，谓之“三宝”。国无食不存，国无器不富，国无商不活，显而易见。
姜太公主张专业分工：“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要“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本末并举。
他为大周朝尤其是他亲自治理下的齐国，建立起了完备的经济制度，核心是——“九府圜法”。
什么叫“九府圜（yuán，钱币）法”？
《周官》的解释是：“泉府、大府、王府、内府、外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为天子九府。其职能是用行政手段，令钱币与布帛实物不断流通，使之聚散适宜，既无积滞，也无匮乏，务期富国裕民。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建立甚早的国家经济机关，实行着一种世界上可能是最早的财政货币政策。
这是不是跟“商人”学习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汉书·食货志》追述：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重一斤，钱圆函方（圜又有圆义，函乃内孔），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以金为宝），利于刀（刀币收藏便利），流于泉（用钱来流通），布于布（用布分配），束于帛（用帛聚存）。
——这些对金钱布帛的规格、形制、计量、比价的规定，大大方便了交换与流通。
太公要求敛散以时，轻重有节，平抑物价，调剂余缺。以开源节流来防止“上溢下漏”。从而保证了两周的经济繁荣。
就国于齐之后，太公大力发展经济。
农业：田野辟，六畜旺，作物甚多，盛产禾麦。民人安居。
工业：多种工业发达，尤以冶铸和舟车制造著称（轮扁为齐巧匠）。最值得一提的是：齐国的丝织业极其有名（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史称太公劝其女工，极其技巧而齐“冠带衣履天下”。后世汉人开辟丝绸之路，产品远销东南亚、印度、罗马帝国，其大部分丝织品依然出自齐地。
商业：天下人物归之，如水之就海，“繦（用绳子穿好的钱串）至而辐辏”，“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都临淄也成了六国中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如今日之巴黎、纽约，为世人所艳羡。
齐国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学术繁荣，很快就成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最发达地区。
“以太公之圣，建国本”，真可谓硕果累累！
太公既遇文王，则天下形势陡变，套用李太白的一句话，叫做：
鱼水一唔合，风云四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