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文王脱羑里之难归国，“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阴谋修德的第一步是“献洛西之地”，以请求纣王除去炮格（烙）之刑，形格势禁之下，纣王也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N步一定还有（太公的满肚子坏水岂有不用之理，呵呵），只是因为书缺有间，史无明文，我们也不便妄加演绎。
我们只知道文王在天天做好事，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与国友邦，增强军力国力。而纣王却在天天瞎胡闹，在宫内，整天开无遮大会，开展天体运动，减弱臣民体质。在国外，则再次瞄上了人口众多的东夷，倾其国力，整天跟人家死缠烂打。
这样一来，天下许多诸侯就开始背叛殷商，改投到了西伯的大旗下，岐周的势力因此一天比一天壮大。
虞（山西平陆北）芮（陕西大荔东）两国争田而讼，连岁不决，不去找天下共主殷帝纣，却来找西伯裁决。
“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
对比之下，虞芮之君感觉十分惭愧，因说：“唉，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小人啊，可别到君子的朝堂上去丢人现眼啦！”——遂互让而退，同时成了铁杆的拥周派。
孔子说：“通过这件事来看，周文王的治国之道，恐怕是没有人能超过他了，不用命令人家就能服从，不用教育人家就能接受，真是难以企及啊！”（《孔子家语·好生第十》）
天下诸侯闻之，都说：“西伯才是应该承受天命的真命天子呀！”
彼时天降祥瑞，凤鸣岐山。文武群臣与众多诸侯遂推戴西伯登基，称王，而以“受命”为年号。
《诗经》所谓：
“居岐之阳，在渭之将（滨）；万邦之方，（典范）下民之王。”
后人考证此事发生在文王四十三年（前1056年？）。
文王仁厚，但决不迂腐，既已称王，与殷商决裂，且欲报杀父之仇、囚己之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称王的第二年，周军武力开始越出国境，四出征伐。
第一个攻击对象是西北方向的老对手犬戎，当时据说游牧在渭泾流域。这很可能是一次由姜子牙策划出来的长途奔袭，犬戎估计是遭受了重创，因此周初“犬戎氏以其职来王”，此一后顾之忧暂告消除。
第三年灭密须（甘肃灵台）。密须在岐山以北约七十公里，泾水上游。本来与周人并无龃龉，和平相处，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却突然间神经病发作，打起了周之友邦阮（甘肃泾川）、共（泾川北）两国的主意：“密人不恭，敢距（拒）大邦，侵阮徂（到）共。”——大概把这两个小国都给吞了，又利令智昏，不听劝告（好像古代的萨达姆！），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去亲征剿灭之。
这一回，周军采用了迂回战法，《诗经》记载：
“淠彼泾舟，烝（众）徒（军士）楫（船桨）之；周王于迈（往行），六师及之。”——百舸争流泾水上，众人摇橹船如箭，文王出兵去远征，六师（一万五千人）奋勇争先功。
结果密君被臣民所缚，献给文王。文王伐其君而吊其民，爱之如子，一如周之故旧。
其后文王要在此地建灵台，用以观天象、察妖祥、制正朔，又打算附建灵囿、灵沼，便民游观，与民同乐。密须之民风闻，皆踊跃前来，助工助力：“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成就了一段圣王治世的温馨佳话！
其后应该是向西南用兵——伐蜀（周原卜甲有之），但不知详情。
最后是伐崇，崇（陕西户县）乃殷商在中原西部的重要同姓诸侯，人口众多、兵力强大。周军倾其全力，配备钩梯、临车、冲车等专业攻城工具，经过两番苦战，终于灭掉了崇国，杀死了崇侯虎，报了十几年前崇侯进谗之仇。
依《诗经》的说法，“伐灭崇侯国”是遵照上帝本人的命令。正如在《摩诃婆罗多》中，阿尔诸那杀死他的对手，是奉了上帝奎师那本人的命令一样：
“帝谓文王：
询尔仇方（同你的盟友商量），
同尔兄弟（联合你的友邦），
以尔钩援，
与尔临冲，
以伐崇墉（崇国的城墙）。”
“临冲闲闲（临车冲车声势壮），
崇墉言言（崇国的城墙高又长），
执讯连连（捉来俘虏一串串），
攸馘安安（割下敌耳装满筐）。”
此一大战的结果是：岐周从此据有了渭水平原上的关中膏腴之地，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在政治上则天下诸侯自此“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四方以无拂”——再也没人敢不听招呼了。
伐崇之后，文王在沣水西岸大作丰邑，将政治中心从二百多里外的周原迁至丰京。
文王晚年，居于丰京，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长江、汉水、汝水三大流域，天下的大部分诸侯已明确倒向有周，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
文王当时已实际控制大半个天下，殷商已极端孤立，处在覆灭的边缘上。
伟大的周民族的盖世英雄周文王姬昌，以仁德为旗帜，经过自己一生近五十年的竭蹶奋斗、艰辛努力，使僻处西北的蕞尔小国，一跃而驾乎天下万邦之上。
新都丰京，已隐然与作为“四方之极”的天下中心“大邑商”东西并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