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旦三千年不朽的传奇，可以看出：如果本朝某人将土改进行到底，不去干食言自肥，建立人民公社那样的糗事，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大概将不会存在任何争议——谁敢与八九亿死心塌地，竭诚拥戴他的人民为敌，吃饭的家伙不想要了咋地？
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了呼应斯大林同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夏商周三朝就开始被贴上了奴隶社会的标签。与两千五、六百年的极口颂赞相反，对于所谓烝蒸三代圣治的评价从此一落千丈，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前三朝，从此成了黑暗地狱的代名词。
然则夏王朝是奴隶社会吗？天下万国岂不仍然是各过各的，有一个天下共主做裁判员而已。生产工具都是石器、木器、骨器，大家在一起抓挠，也就勉强图个温饱。一个民族若要靠强行榨取另一个民族生活，后者非统统饿死不可。
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穿的是破衣烂衫（恶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菲饮食），住的是草屋茅舍（卑宫室），自己整天拎着一把大木锨，带头劳动（身执耒锸，以为民先）。
他沐甚雨、栉疾风，以安置万国，多少次在家门口经过而不敢入，胼手砥足，摩顶放踵，一心为民，大公无私。他在中华大地上奔波了十三年，行山表木，治平水土，奠立九州，功德巍巍，方才被舜帝荐拔，万民推戴，登立为天子。
不仅大禹如此，文王也是这样。作为一方霸主，声震远迩的西伯，“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从事开山垦荒，耕田耪地的劳役。按照郭沫若等人的解释，他还经常放牧牛羊：“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论语》概括说：“禹稷（其意已含文王）躬稼而有天下。”
三代之君，的确已经不再像原始民主时期那样，选贤与能，每次都禅让；但他若想使自己或自己的家族拥有天下，却也必须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一点上，禹汤文武周公与炎黄尧舜并无区别。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农业社会一分为三：
第一阶段：氏族部落时代。
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炎黄的部落联盟。
那时中华大地上人烟稀少，各个氏族部落互不统属，小国寡民，少有接触，不大往来。部族内部血缘姻缘交织，非常民主，土地公有，平均分配，酋长基本上由巫师充任。
第二阶段：封建时代。
我们给它下的准确定义，就是政治上的分权时代（在某一天然统一的地理单元内），包括所谓黄帝王朝和夏商周。此时人口开始稠密，天下有了共主，但层层分权。
这是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社会——即有民主，又有专制。王权要受贵族（譬如辅政大臣）的很大制约，有时也会受到下层民众的强力制约。
土地这时名义上是国有或王有，层层分封，不许买卖（田里不鬻），村社使用，计口授田，盛行劳役地租。
若推而广之，面向整个世界，则封建时代在政治上既有民主制，又有寡头制，也有独裁制。
在生产方式上，在物质资料的获取上，既有以平民为主的，也有以农奴为主的，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国家则以奴隶为主。
第三阶段：郡县时代，从秦始皇到清末（中央集权时代或帝国时代）。
经济上，土地基本私有。
政治上，官吏委派，一捅到底。
前期承先代余韵，还能注意均田，后期则比较自由放任。
其实全世界的农业社会，都可以这样划分。
如果人类在一千年后毁灭，进行总决算，回头检讨历史，那么，人们会发现：
在五万年左右的本次人类存续期中，人类曾两次进入“轴心时代”。
第一次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那次，再加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提出的基督教时段。那么，就是以古希腊三哲，释迦牟尼、大雄，孔子、老子为中心，再加上耶稣和圣保罗等人，如果我们把雅氏所说的这一开端再向后拉个一二百年，统计这一个轴心期，也就延续了七八百年。
第二轴心时代，则开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大航海。人类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明确的全球意识，嗣后是广漠的宇宙意识，然后是清醒的个体意识。睿智的政治意识，透彻的经济意识，谨严的法律意识，精密的科学意识。
我想今后不久，真实的人类历史，真实的精神宇宙的图景，同样也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这个我们身处其中而难以察觉的轴心时代，大约会在二、三百年后结束——这一时代同样耗时约七八百年。
届时，世界在政治、经济、法律乃至文化上，已经完全统一。
生物学上有“寒武纪大爆发”这一术语，比较一下，人们会看到：这两个“轴心时代”都产生于封建时代末期，都出自：“封建末期大爆发”。
比较农业社会这三种制度：
部族时代太过分散，效率不高，固不足取（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中央集权同样也会导致效率缺失，造成社会的平庸化，酱缸化。
唯有分权的封建制度，唯有封建中期、末期的剧烈竞争，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组织能力、创造能力。使生产飞速发展，使文化高度繁荣。
那是一个指数暴涨的时代！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整个社会思想解放，活力四射。
从我国来说：
学界公认：周秦之际，中国学术全盛，其成就垂两千余载，历二十几朝，直到今天，无法企及。
严复说：“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
梁启超说：那个时代“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至美之文章，至精之政论，至深之哲理并皆出于彼时。
我们今天为了提高国家的知名度，打造软实力，别无选择，也只好打着先哲的招牌，到处去开办所谓“孔子学院”。
你别说，把孔子、老子、孙子拿出去，还真是好使，人家真认。
如果你去开办什么“郭沫若学院”，或者“余秋雨学院”，估计一定是没人鸟你，用不了几天，就得儿关门大吉。
当然，这一次，文明没有升华。
一个又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王朝开始了，这种王朝的特征，是内部必腐，先盛后衰。
开国之时，由于竞争，大抵是杰出甚至伟大的人物占据着舞台中心，国家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一时倒也颇强。
但承平日久，随着人口增长、资源减少，随着财富的两极分化，随着帝王和官吏素质的严重下降，衰退会不可避免地到来。
“没有谁能够摧毁郑和的庞大舰队，摧毁它的是皇帝、朝臣和细菌。
用不着想方设法去瘫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十几位后期的庸主已经足够使之瘫痪。”
不幸的是：这样的辉煌，我们的中华民族只经历了一次。
大鼻子的欧洲人，却是两次得到桂冠——无怪乎“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流毒甚广！
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几大文明中心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但“为什么住在欧亚大陆西部分散的和比较落后的人民中，会发生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的不可阻止的过程，并不断使之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商业和军事领袖？”
——“这是一个几百年来使学者和其他观察家受到考验的问题！”
是欧洲的人口最多吗？（欧洲5000万至5500万，而中国是1亿到1.3亿）
是欧洲的土地最肥沃吗？（请比较印度和中国）
是欧洲的人种最优秀吗？（以前的竞争结果是半斤对八两）
是欧洲的文化最先进吗？
是欧洲的技术最发达吗？（“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比，在文化、数学、工程、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也不能说欧洲占有显著优势。”）
——答案无疑都是否定的。
当然，通过上面几段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秘密就潜藏在它的制度中！
欧洲崛起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分权”二字——而封建社会正是它最好的制度体现。
“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从来没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世俗或宗教领袖；相反，欧洲是个大杂烩，里面有许多小王国、小公国、贵族部落和城邦。”
这是一种标准的封建体制，表面上萧条破败，四分五裂，密云不雨，沉寂千年，孰不知其内部却蕴藏着巨大的制度能量，一旦等到中期、末期，链式反应，大爆发来临，欧洲的奇迹就会出现。
再加上从东方传入的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等关键技术，如风助火、如虎添翼，令人不可思议的，蕞尔的欧洲小邦凌驾并统治整个世界的情形，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封建时代”必须从很原始的状态开始，你若想第二次戴上桂冠，必须被打回原形，是以欧洲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一千年。
这与全世界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自然而然地进入封建的分权体制区别很大。
本来欧洲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进入了中央集权的郡县时代，已经进入高度文明。为了在日后再一次引领世界，整个欧洲，除了属于拜占庭的一隅，基本上已经被蛮族打成了白地。
仗打完了，人也几乎杀光了，当然要坐下来再造文明，但这时的欧洲人已经近乎是白手起家。
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啊！你应该扪心自问，你愿不愿意为了第二次戴上桂冠，就把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整整一个千年抹去？
你愿意付出那样巨大的牺牲吗？
上天只让你跌入谷底一二百年，马上就让你跃上世界历史的至上巅峰。这是在挤兑你，还是在照顾你？
事实上，“第二轴心时代”并不是欧洲人的禁脔。最高文明的火炬首先在欧洲各民族间传来传去，而后传入美洲，最后则即将传入中国——这一点，上天早已注定。
我们很快会迎来二三百年的壮丽时光！
《左传》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
数百年后的中国人，回头再看历史，我想，他决不会认为上天偏心（唉！上天格外爱我永远都不算偏心！）——说句老实话，每一次人类文明诞生，世界的龙头部分受到的照顾，大概都是最多的。
这一次，虽然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但恐怕也很难例外。
只是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去与非洲、澳洲、南美洲等等边缘地区进行比较。要比就比欧洲，或者美国，总而言之必须是最强的，而且是迄今为止，今天的后面还有什么，他老人家也不愿意劳神去想。
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想要告诉诸君，文武周公奋斗了一辈子，所倾力打造的新王朝，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它在历史坐标系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只有明确了这些，才能说，我们真正懂得了历史。
本人上面的论述实质上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近代科学其实也就是所谓“封建制度”的副产品。
中国大陆现行的历史课本中充斥着谎言，按照袁腾飞先生的估计，谎言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你只要翻开课本，劈头保证就会看见这样一个谎言：说什么中国人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的后代（有确凿证据吗？），人类历史已经长达二三百万年云云，下面则照例是一大堆其它谎言。
在所有这些系统化的谎言中，以所谓三代“奴隶社会”的谎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至今信奉者犹众。
儒家学者历来推尊三代，不信的话，网友诸君自己可以去翻翻史籍——看看是不是对于三代的褒扬，欲“复三代之制”的呼声，历朝历代不绝于耳？
古人用一句话总结说：“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鼓吹阶级斗争，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理论的普适性，近代中国最有才华的左派学者郭沫若先生，在1930年抛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了与欧洲历史取齐，遂大胆断言中国的夏商周三朝也是奴隶社会，为此，他不惜削足适履，断章取义。
为了党派利益，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甚至真的认为洋人的所谓经典代表着真理。左派学者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人群起响应，力证此事。派外学者则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痛加驳斥，历史学界一时间战云涌起，羽檄交驰，十数年间，僵持不下。
中共建政之后，一切的学术研究都有了一个统一的基本框架——那就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于是真正水火难容的学术争论，悄然停止了——三代奴隶制的社会理论遂成定论。
政治上的封建制度，可以选择以奴隶制、农奴制、庶民制、个体自由民制等各种生产方式为依托。
由于战争频繁，封建社会倾向于拥有奴隶，有时还有很多——这个论点毫无问题。
封建社会的巨大活力，恰恰来自于它有许多的力量中心，许多的邦国部落。这些政治实体，这些政治实体所代表着的个人，因为人的生理本性，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剧烈的冲突、碰撞——从观念上，从语言上，从文字上（百家争鸣），从肢体上（到处都是游侠、武士、骑士），等等等等，最后就会引发全民族的战争。
上古聚族而居，血亲观念牢固，同族之间感情深挚。
古人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即使到了秦汉之后的地缘社会，小家庭早已出现，许多家族仍然是聚族而居——“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
所以，古人的血亲复仇观念是十分强烈的，把战争中的敌人，把杀害父兄同族的敌人，抓来杀掉，抽肠剐骨，食肉寝皮，理所当然，无人指责。如果把他贬为奴隶，从事苦役，则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
那是一个“每一个族众都作为部族的一员而战斗而生存”的时代。部族对内凝聚力很强，对外则排斥力同样很强，人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思想，根深蒂固，连殷商甲骨上的奴隶都要冠以族名。
然而，夏商周三代绝非罗马帝国。
从罗慕洛建国，招聚四方猛男，罗马就以强权著称。它从一开始就依靠对外征服，依靠从外邦、外族夺取财富，夺取土地、夺取奴隶来壮大自己。罗马征服者，“把所有能卖的人都卖为奴隶”。在意大利本土，奴隶庄园甚至排挤掉了个体农民，导致小农破产，兵源枯竭，使罗马共和国的上层不得不依靠募兵来维持政权。众所周知，这正是“元首”君主制诞生的根本原因。
在内部关系处理上，因为地中海文明区，交通便捷，商业发达。各地很早就出现了“五方杂居”的“陌生人社会”。大家两眼一抹，把脸一黑，谁也不认识谁。为了和平合作，一人一票，公平选举，直接民主，自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至少要比整天杀来砍去要强。经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完善，希腊、罗马那种分权制衡的精巧民主制度，自然会逐渐形成。
三代的中国社会，则与此大不相同。
夏商周各朝，甚至以前的所谓黄帝王朝，立国伊始就奉行民本主义，和平主义政策。以农为本，以地取财，顺天则地，自食自力。强调“一夫不耕，天下有饥”，“一妇不织，天下有寒”。强调安民、保民，以部族，国家，集体的力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抗灾，共同御敌。
对外则强调至德感召，和谐万邦，以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相号召，以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
三代都是宗法制社会，人民以血缘结合，国家以血缘，姻缘联合，斗争中的各国不是竞相占有对方为奴隶，而是相互融合。君主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长。
按照孔老夫子的说法，三代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虽然“兵由此起”，开始有了兼并征战，但由于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些三代之英制礼作乐，“承天之道而治人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总体来说，还是个很不错的社会。
三代征伐的目的，无非是使归附各族“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唯仁之亲。”——像帝辛那样以掠夺奴隶为目的发动战争的混蛋君主，实属个例。
在血缘社会中，由于提倡孝道，提倡尊贤，权力自然要向父兄长辈、向德高望重者集中，等级制度，即由此而起。
三代社会，家国同构，天下之民皆为上天之子，而君王为天之元子，长子的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历史课本中的第二个谎言叫做：“人类经过了“原始群”阶段”，并于十万年前结束，转入同辈群婚的血缘家族，最后转入族外婚的氏族公社。
问题是：
十万年前有人类吗？那是我们的祖先吗？就算有人类，你又如何能够知道他是怎么性交，跟谁性交的？难道挖出来的枯骨能告诉你，他的性史？
事实上，在最不开化的原始部落那里，我们都没有看到普遍存在这种性交方式。
“原始群”的含义等于是：父亲和女儿性交，爷爷和孙女性交。母亲和儿子性交，祖母和孙子性交——何以见得人类曾经有过这种制度？
乱伦现在也有，但我们就能据此推断，硬说古人经过了一二百万年的此种岁月吗？
说穿了，这也无非就是那些所谓科学家看到猿猴性交后，推想类比出来的——在他们的想象里，认为人既然就是动物，那么最早的时候肯定跟猿猴也没什么区别！
有些中国当代学者，已经习惯于鹦鹉学舌，张口闭口还在说，三代是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劳动力都是奴隶。
我实在是搞不懂，那么多奴隶都是从哪来的！
炎黄时代不用说了，战争之后就是融合，这谁都知道。
夏启是借老爸的光，也不用提。
商汤战胜夏桀，奴役夏民了吗？
商汤出征的时候，各国百姓若大旱之望云霓，东伐西怨，南伐北怨，原来都是想抢先一步当商人的奴隶呀！
商汤践天子位，还都，第一件事就是正告天下诸侯：如果你们不能勤于政事，有功于人民，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们，到时候可别埋怨我，说我没有提前打招呼。
也许有人会说，商汤奴役的不是外族，而是自己的本族臣民。
那么商汤宣布战时纪律时，又何必说什么，不服从命令就把你们降为奴隶？这不正好证明他们原来根本就不是奴隶吗？
如果王者把自己的血缘亲族都降为奴隶，那他打仗时依靠谁？
如果臣民是奴隶，盘庚迁殷前后又何必反反复复与他们商量，絮絮叨叨说个没完，自个决定不就完了。
——所以说，这种理论好像只有晋惠帝才能想出来！
殷商有奴隶这不假，但恐怕都是后来抓来的战俘奴隶，而且战俘奴隶，都是互相抓，并不是只有殷人才抓奴隶。甲骨文中，游牧民族前来袭扰边邑的记载就很多，他们前来，除了抢劫财物，恐怕大半是为了来抓人（以后历朝都是这样）。武丁登基后，连年战争，殷商的奴隶数量大增。到了殷纣王时代，战火连天，抓来的奴隶据说已经高达百万之众。只有在这种极特殊的时刻，农业生产的重担才有可能大半落在奴隶身上。——这时候的社会，以生产关系来定义，才可以叫作奴隶社会。
——这也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三代统统称作奴隶社会，即使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是完全错误的。
何况这个定义根本就不适用（那样历史得多么混乱！）。
因此，我们只用政治上的定义。
武王伐纣，同样也没有把殷人贬为种族奴隶；相反，他是古代的玻利瓦尔，是人民的解放者。
古书上说：“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民悦服。”——完全是解放者的形象！
扫荡各地，抓来的战俘，估计教育之后，也予以释放了，否则武王又怎么敢解散部队呢？
你把上百个国家的俘虏扣为奴隶，与之结下深仇，回头又解散自己的大军，那不等于是老先生跳河，活的不耐烦了吗？岂不是自我毁灭！
而且，回国之后，也没有听说这批人的下落。
所以史无记载，我们也可以来点推论。
当然，也许《逸周书》的这篇记载压根就是假的，这些所谓俘虏干脆就是子虚乌有的。
很多殷人在武庚的裹挟下，发动叛乱。这下子，一怒之下，周公应该把他们贬为奴隶了吧——答案却是出乎意料的：同样没有。
周公只是简单地把殷人分开，众分其力以弱之，而且是友民、顽民区别对待。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友民，大概都分配给了微子，让他们在商丘老家建立宋国，并且给予极高的礼遇——诸君可以回头参看上一页周公以成王名义给微子的诰命，那真是热情洋溢，推崇备至！
参加叛乱的顽民，一部分去修建成周，并定居在那里，以便就近监管；一部分整族整族地西迁关中（并没有拆散他们）。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陕、甘等地发现的西周铜器，有些族徽和铭文，证实就是殷商遗民留下的——他们显然也不是奴隶。
最后一部分殷顽民则分配给自己的弟弟康叔封，让他建立卫国，建都朝歌。
周公告诉他说：康叔封，我的弟弟啊！你英明伟大的父亲文王，历来崇尚德教，慎用刑罚，从来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他畏惧上天，尊重人民，所以才能受命于天；灭亡殷商，则是你的长兄武王努力的结果；你到了殷地，要遍求殷商圣明先王们，用来保护养育老百姓的各种办法。你还要深入思考殷商长者们探查民心的明智教训。你的职责就是宽大地对待王家已经接受、保护的殷民，也就是辅佐王家，揣度天命，革新殷民。
看待人民犯罪，要像自己生了病一样，人民就会抛弃罪恶；保护人民，要像保护婴幼儿一样，人民就会幸福快乐。
但对子不孝，父不义，兄不友，弟不恭的败坏天伦之人，就得严加惩罚，不能宽恕。
要努力施行德政，以安定殷民的心。要顾念他们的善德，宽缓他们的徭役，丰足他们的衣食。这样，人民安宁了，就不会起来责备你啦！
——周人对待起来叛乱的“顽民”、“迷民”，竟然是如此的宽仁！这和罗马帝国的暴徒们，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呀！
殷顽不但没有被降为奴隶，他们甚至还可以当官。
在《尚书·多士》中，周公告诉殷顽，你们到了成周，只要不再造反，完全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田宅，继续自己的事业。
你们在洛邑会有安乐，会有丰年的，你们的子孙也会兴旺发达。
在《尚书·多方》中，周公则告诉殷民，只要你们在洛邑干得好，我们周国就会大大地赏赐你们，把你们引进选拔到朝廷上来，让你们担任重要官职。——奉行的完全是民族融合政策！
纯粹的理论分析，相当枯燥，相当令人讨厌，但既已上了贼船，我们就不得不完成它。
夏朝的治国理念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禹说：对待老百姓，只可以亲近，不能认为他们卑贱，我认为天下的愚夫愚妇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不愧是民选总统！）。
“王司（嗣）敬民，莫非天胤。”——王者继承帝位，就要尊重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是老天爷的后代子孙。
夏朝的老百姓：“众”、“庶人”、“夏众”、“家众”都是夏王的同族人，都是过去的农村公社成员。
太康因为“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而被推翻，后羿则“因夏民以代夏政”，并没有把夏民当成奴隶（他敢吗？）。
末王夏桀，之所以翻船覆舟，也是因为“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所造成的。
殷商的王族不必说，多子族是与子姓商王同姓而关系稍远的贵族，子姓之下有氏，氏下有宗族，宗族下有家族——这就是百姓，就是众，就是庶民。他们与贵族、王族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他们生活在大邑商等城市以及周围的农村公社，平时劳动，或者戍边，战时随王出征。国王的权力受到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的很大制约。殷纣王失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脱离自己亲族，再加上“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基层民众反抗的结果。
西周的庶人，也是公社社员。《周礼》规定：“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一夫百亩。“三年一换土易居”，以便苦乐平均。
“其庶人力于农穑”（《左传》），庶人有自己的工具，自己的份地，自己的住宅，自己的经济。他们耕种公田作为给国家的劳役地租——“先王制土，藉（借）田以力。”“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贵族，王族对人民当然有管束，有剥削。但由于有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的掩盖，也由于在人民的恒产上有制度保障，下层民众的生活较之动不动就两极分化的后世，还是相当稳定的（所以“复三代之制”的呼声，震耳欲聋）。
那时候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很远，天子有大事，往往也需要征询国人的意见，还是相当民主的。
所以前人总结说：“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而私也（没有真正的个人私有），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而私也（也没有后代的绝对专制）。”
本次人类的历史，所有地球人类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总体历史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历史，又是整个宇宙历史的一部分。
倘能刺穿历史的迷雾，我们就会知道，一切都有规划，很早就有安排，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历史进程”——所有的一切都处在严密的监视和有效的控制之中。
正像我们个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同样有一个脚本，有一个基本的程序设计。沿着时间之轴，随着高级生命的不断操作，随着地球人类的不断反馈，脚本中的内容一一展现呈露。
然而，高级生命也喜欢以更省力的方式来操作，那就是借助于制度的力量。——欧洲在近现代的崛起，就是高级生命巧妙地借助于强有力的封建竞争制度的最好实例。
可惜现代思想家们功力有限，他们既达不到第一种认识，也未曾达至第二种，他们的分析还停留在各种具体要素上，停留在表面上。
对于欧洲的崛起，他们的解释是：
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机器的不停歇打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马克思·韦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马克思）；现代金融制度的诞生（费尔南布罗代尔）等等等等，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欧洲与整个世界的巨大反差，正好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
日本的迅速现代化，同样说明了封建制度的巨大潜能！——这种制度既能迅速创新，也能迅速接受。
其实封建制度到了末期必然爆发，必然会有文艺复兴。它在古代欧洲，古代印度，古代中国都曾经爆发过。
你现在取消删帖、封网，开放报禁、书禁，贯彻宪法上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允许民间自由办学。用不了几年，中国照样会人才汹涌，大师辈出，
科学技术犹如九层之台，都是累积而成。
正如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所说：“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我们如果现在去参观最早的蒸汽机，比如纽科门蒸汽机，恐怕一定会对它的粗糙简陋大感震惊！
但只要有竞争，只要制度鼓励竞争，甚至消极地说——不中止竞争，改进就会不断累积，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梦幻般的奇迹。
欧洲的战争之剑，经过一千多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锻造，自然是锋利无比，但原因还用细说吗？
资本主义精神这种东西，阿拉伯人从不缺乏。作为地球上最世俗的民族，中国人当然更是不在话下。
所谓现代金融制度在它的萌芽阶段，与我们的山西票号到底有多大区别，真是令人怀疑。
至于大机器生产，作为生产力的代表，那早已是1500多少年以后的事了。那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制度的起源，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反驳一下这种可笑的生产力决定论吧：——“从世界历史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之后。
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谈话）。
巨大的生产力，根本就是制度引发出来的！——马克思的推断，纯粹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