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宪法的内容除序言外，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国歌，共4章60条。
这部宪法在结构上与前两部（1954年、1975年宪法）宪法相同，主要内容继承了1954年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增加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序言部分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规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一章总纲部分，规定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特别规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和管理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第二章国家机构，规定得比1975年宪法完备而具体，恢复了检察机关，取消了其职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的规定；恢复了审判公开和辩护制度。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了大量补充，由1975年宪法的4条增加到了16条。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这部宪法未能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响。例如，序言中仍然保留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提法，规定要镇压反革命、坏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和反动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声称“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国际上反帝、反修。
新宪法对“文化大革命”仍采肯定态度，保留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肯定了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仍然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但七八宪法没有恢复第一部宪法中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七八宪法”总共经过了两次“修正”，第一次是出台一年后，第二次是在1980年，这是中国宪法史上首次对宪法进行“修正”。两次修正均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有着紧密关联——“七八宪法”出台两个月后，《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由此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派上台，否定了“两个凡是”，中国社会开始从极左渐渐走向极右。
第一次修正，在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委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级人大代表由间接选举改为了直接选举；将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第二次修正，取消了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对于刚刚咸鱼翻身的邓派来说，人民无疑就是潜在的敌人。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教条，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全会决定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中共对重大历史问题也作了浅层次的反思，宣布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专门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此之谓拨乱反正。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分两步走，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共的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社会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启动。
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了人民公社，取消了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了大部分农产品价格。这些措施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徘徊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农民脱贫致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共开始全面右转——这就是中国最后一部宪法出台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