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秦始皇时的中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既不是有宪法无宪政，纯粹拿老百姓开涮；也不是像汉人胡扯的那样“劓鼻盈累，断足盈车”，“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实施残暴统治。
正如司马迁所说：治国必以法度，“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
在三代以前，原始民主社会，是“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完全是习惯法统治，以德化民。
那是顶多是实施耻辱刑，“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最严重的也无非是逐出氏族。
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民稀少，禽兽众多，天地广阔，资源丰富。百姓不耕不织或半耕半织尽可过活，“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后来，人口越来越多，人均财富越来越少，别的氏族部落占有了资源，自己的氏族部落就得挨饿受冻，所以自然而然，争夺开始变得激烈。
私有制产生了，内外矛盾逐渐激化，道德水准直线下降，法律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史载：“皋陶造法律”，禁民为非。
“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夏朝对于俘虏和奴隶（基本都是战俘），适用墨、劓、髌、宫、大辟，对于本族人犯法，流、赎、鞭扑而已。
当然，战时的军法要严酷些。
商代的刑法比较严厉，据说有弃灰于道者断其手之律，也开始实行族诛；对奴隶则十分凶残；末王殷纣更是法外施刑，肆意妄为。
周得天下，以礼治国，明德慎罚，秩序井然，虽有“义刑义杀”但不罚无罪，杀不辜，可谓天下文明。
周穆王时，司寇吕侯始作《吕刑》。
西周在上层是世卿世禄，大夫以下则乡选里举。
春秋战国，生产力急剧发展，人口急剧膨胀，“大争之世”来临，法网开始日益严密。
子产作刑书，晋国铸刑鼎，李悝著《法经》，温情脉脉的血缘统治，开始变得生硬冷酷。
西周是“临事制刑，不预设法”，“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有争心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现在变成了贵贱无等，法不阿贵，一本于法。
礼主刑从，“礼以正君子，刑以治小人”，变成了刑德并用，甚至以刑为主，中国的法律开始了自己的战时化。
酷刑开始大幅度增加，譬如秦文公二十年，秦国开始有三族之罪，齐国“国之诸市，屦贱踊贵”。
秦自商鞅变法，用李悝遗意，主张重刑轻罪，“厚赏而信，刑重而必”，“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以赏罚二柄，驱民力耕死战。
亦有家属连坐，什伍连坐，官吏连坐等法，但连坐只是严重者处死，一般只是处以迁刑或者罚金。
事实证明，《史记》所说：“不告奸者腰斩”，“失期法皆斩”之类，不合情理的说法纯属杜撰。
有了《云梦秦简》，历史上的许多谎言已经不攻自破。
《云梦秦简》证明，汉代文人为了向主子表忠，无端制造了大量谎言，诬蔑前朝。
云梦秦简发现于1975年12月，地点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
出土的竹简，上有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就包括秦朝的法律制度、行政法规。
据介绍：“睡虎地秦墓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等等。
其中法律部分记载了秦代施行的二十几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共记载法条六百条。记载的秦律的形式主要有：
律：法律。
令（制、诏）：制是皇帝对某事的批定。
式：法律文书、程式，如调查、勘验、审讯法律文书的具体程式，还包括执法人员行政管理制度。如“为吏之道”。
法律答问：法律解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廷行事：廷尉是各级“法官”，事是判例。
虽然这还不是完整的秦代法典，但内容之细，条目之多，范围之广，灿然可观，令人惊叹。
秦律十八种：每种律文均为摘录，非全文。
田律：农田水利、山林保护方面的法律。
厩苑律：畜牧饲养牛马、禁苑林囿的法律。
仓律：国家粮食仓储、保管、发放的法律。
金布律：货币流通、市场交易的法律。
关市律：管理关和市的法律。
工律：公家手工业生产管理的法律。
均工：手工业生产管理的法律。
工人程：手工业生产定额的法律。
徭律：徭役征发的法律。
司空：规定司空职务的法律。
军爵律：军功爵的法律。
置吏律：设置任用官吏的法律。
效：核验官府物资财产及度量衡管理的法律。
传食律：驿站传饭食供给的法律。
行：公文传递的法律。
内史：掌治京城及畿辅地区官员的法律。
尉杂：廷尉职责的法律。
属邦：管理所属少数民族及邦国职务的法律。
效律：对物资账目作了详细规定，律中对兵器、铠甲、皮革等军备物资的管理尤为严格，也对度量衡的制式、误差作了明确规定。
秦律杂抄：包括：《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屯表律》、《捕盗律》、《戍律》等墓主人生前抄录的11种律文，其中与军事相关的律文较多。
法律答问：以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条文、术语及律文的意图所作解释，相当于现时的法律解释。主要是解释秦律的主体部分（即刑法），也有关于诉讼程序的说明。
封诊式：《治狱》、《讯狱》、《封守》、《有鞫》、《覆》、《盗自告》、《□捕》、《盗马》、《争牛》、《群盗》、《夺首》、《告臣》、《黥妾》、《迁子》、《告子》、《疠》、《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毒言》、《奸》、《亡自出》等，还有两个小标题字迹模煳无法辨认。
封诊式是关于审判原则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查封等方面的规定和案例。
编年纪：逐年记载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灭六国之战大事及墓主的生平经历等。
为吏之道：内容主要是关于处世做官的规矩，供官吏学习。
《语书》还有两种日书：甲种《日书》、乙种《日书》。
透过云梦秦简，我们看到：秦律调整的范围遍及国家、社会和家庭各个领域，十分细密、详备，可以说从生产到生活，从个人到牛马，从国家到家庭，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记者吴琪文）。
秦素以“苛政”著称，但随着秦简的发掘，我们发现自己其实是上了当。
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
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
而与常人想象的动辄酷刑的惩罚不同，“睡简”中记载的刑罚种类，远比殷、周文明。
对此专门做过研究的陈抗生说，云梦秦简中记载的死刑案例仅5起，判处死刑的行为有“誉敌而恐众”者、唆使少年人犯罪、亲兄妹私通等几例。
其他多半是“赀罪”，也就是一种经济惩罚，“赀”的东西一般分四类，赀甲、赀盾、赀钱和赀徭役。甲、盾都是保证国家战争时武器之用，徭役保证大量的劳动力，可见秦朝的法律惩戒，最终都会以保证充足的生产力为前提。
对囚犯的惩处，“也多以不使囚犯丧失劳动力为标准”。比如从用刑的种类来看，赀：罚款，通常以甲、盾的价值来计量，或用罚劳作、罚戍边来冲替。
偷采人桑叶不值一钱，“赀徭三旬”，是用30天的强迫劳动来充罚。交不出钱者，还有用“赀戍”，即以限期守边来充罚。
赎：用出钱的办法来赎已判之刑。也可以用服劳役、守边来折算。
耐：又称“完”，剃去胡须、鬓毛以羞辱之，但保存头发。
髡：剃光头发，重于耐刑。
黥：墨刑，额上刺墨痕。
笞：鞭打责辱。
在云梦秦简《治狱》里，对审讯官吏也提出律令要求，“严刑逼供是不提倡的”：审理案件，能根据记录的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察得犯人的真情，是最好的；施行拷打，不好；恐吓犯人、是失败。
他说：秦朝颁发给官吏的条文，《为吏之道》好似一个“大拼盘”——结合了儒、法、道、墨等各种思想。“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秦律刑罚原则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累犯加重处罚的原则、集团犯罪加重处罚原则、自首减刑原则、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的原则，让人惊叹两千年前法律的完备。
陈抗生说：韩非用刑以止刑，而李斯为重刑而用重刑，基本背离了法家的初衷，于秦始皇时期的法治相去甚远。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要以秦王朝后期走向末途的暴政，来想象整个秦王朝的制度。”
我们梳理秦简，可以看到，理性的光辉到处闪烁：
秦废世卿世禄，任官以能。“审民能，以任吏”。
虽然秦国也大量使用东方各国的贤才，不次擢拔，但更多的官员显然还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所谓“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起於卒伍。”
秦朝的法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官吏考核、奖罚、监察的规定，譬如《课律》中说：每年的正月都要考课官吏，以殿、最酌定升降、赏罚。军官也不例外。
《语书》中则有郡守派人下县巡查的内容，对不守法令的官员要上报中央处置。
——这种任官制度显然远远优越于华而不实的科举考试制，是干出了政绩显示政治才能，还是能写几篇好文章显示政治才能？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中国人在宋朝之后，变成了一个迷信考试、浮躁浅薄的可笑民族，他宁愿相信一个商学院的所谓高材生创造财富的能力，也不愿意相信一个真正的亿万富豪。
嬴政时期的秦国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信条，认为吏为民纲、纲举目张，对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
《为吏之道》提出：“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是政治之本（显然是儒家理论）。
官吏的职责是“除害兴利，慈爱万姓”。
提出吏有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无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
五失则是：夸诞，自大，擅权，随意犯上，看重钱财轻视人才。
提倡“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审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要像大禹那样以身率下。
告诫官吏不要粗暴（严刚毋暴），不能凭一时冲动做出决断（毋以忿怒决）。
在这方面，嬴政自己就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十分勤政：“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总是亲自上阵，白天审理案件，晚上处理文书。
“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完全是对天下、对百姓十分负责的态度。
秦制一斤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多克，一石一百二十斤，约合今天六十斤左右。据专家说这个工作量很大（其勤政很像诸葛武侯）。
可笑当代很多酸腐文人也跟着汉儒骂他贪权，按照他们的想象，似乎皇帝除了勤政就没有办法保住政权啦。
由于重视吏治，秦朝对官吏的选任十分郑重，实行保举连坐制度，譬如县里的会计和属吏犯罪，县令和县丞都要负连带责任。
《除弟子律》说：保举弟子而任官不当的，要处以耐候——剔去鬓毛和胡须，发往边地充当斥候。
郡县吏佐属员的任免都是有固定时间的（十二月初一到三月底）。官吏“五善”毕至，必有大赏《语书》。
秦朝标准的好官吏是懂得法律，廉洁敦厚，有公心，行为端正，不喜欢与人辩论，不喜欢与人争执的。
恶吏则没有公心，不廉洁、不勤奋，不了解事情的细节，好口出恶言，好怪罪别人，好疾言厉色，好瞋目扼腕（《语书》）。
违反法令行事，玩忽职守的官吏，要罚款，严重的更要流放。
官吏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通钱”的，要处重刑，通一钱就要黥为城旦——服四年苦役，夜里站岗，白天筑城。
官吏不得擅自借用官物，利用公物牟取私利的，要流放。
具体的规定很多很细，不便一一例举。
正如荀子所见：秦国都邑官府，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秦朝的灭亡无论你找出多少原因，却决不能归咎于吏治腐败。
正因为秦朝的官吏都是老实人，不敢随便入人于罪，所以刘邦当泗水亭的亭长时，对官署中的官吏，没有不加捉弄的。——“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
沛中的豪杰、官吏们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前往祝贺，刘邦平素就看不起这帮官吏，于是在进见的名帖上谎称“贺钱一万”，其实他一个钱也没有。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
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做为小小的亭长，刘邦可以轻视他的上级，可以随意捉弄县里的官吏（很多都是他的上司），这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可以想象吗？
如果不是生活在法治国家，不是厉行法治的君主在位，刘邦早就被处理了，他既好酒又好色，有小蜜，又常常请假回家，找一个借口还不容易？
秦自商鞅变法，奖励告奸，弄得社会动荡，人人自危。为了纠正这个弊端，嬴政时期的秦朝是严厉惩罚投递匿名信的，秦律：“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秦律作出这个规定是为了杜绝“欺诡之路”。
诬告则厉行反坐，《秦简》中举出了许多例子。
在《史记》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夏侯婴坐了一年牢，挨了数百鞭杖或竹板，就因为这个案子属于诬告反坐。
“司御”是掌管养马驾车的人；“试补”，试用充任；“重坐伤人”，官吏伤人，知法犯法，故加重治罪；“狱覆”，狱辞翻覆。刘邦说没伤害夏侯婴，夏侯婴也这样证明，但法吏认为夏侯婴是原告，因此被判为“诬告反坐”。
秦朝是任人唯贤的，不分什么秦人楚人。
萧何的例子可以为证：
萧相国萧何，沛县丰邑人。他通晓法律，无人能比，是沛县县令手下的官吏。秦朝的御史到泗水郡督察郡的工作时，萧何跟着他的属官办事，经常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萧何于是担任了泗水郡卒史的工作，公务考核中名列第一。秦朝的御史打算入朝进言征调萧何，萧何一再辞谢，才没有被调走。
——萧何如果愿意，已经可以担任高官，甚至入朝为官。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椽，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秦朝的民法相当完善，程步先生称之为“大民法”。
除了正常的民事权利主体，商贾、劳改犯、赘婿等等，属于有限制的民事权利主体，譬如不能当官。
奴婢、奴隶当然更受限制。
秦人的行为能力是以身高，或者已冠未冠加以区分的，有军功的父亲可以把爵位和赏赐传给儿子。
秦朝实行私有与国有并行的所有制，国有土地占有很大比重。
欠债可以用劳作偿还，但秦律禁止强制债务人以人身做抵押。
婚姻以登记为合法，受法律保护，解除婚姻关系也得登记。秦律对通奸是有具体惩罚的，普通男女通奸，要抓起来，加木械，同母兄弟姐妹通奸，要处死。《会稽刻石》规定：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
——以礼分别内外，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洁诚。丈夫在外淫乱，杀了没有罪过，男子须守规程。妻子弃夫逃嫁，儿子可以不认她为母亲。
看来男人在秦始皇时代通奸实在是很危险的，当刘邦与其他女人鬼混时，吕雉完全可以一刀杀了他——完全合法。
丈夫还不准殴打妻子，即使“妻悍，夫殴笞之”也要处以耐刑。——这与后世儒家主张不同，也证明秦国的夫妻关系比较平等。
父亲如果擅自杀子，要黥为城旦舂；擅杀养子，弃市；擅杀奴婢也得判刑。
但秦法同样保护亲权，惩罚不孝。譬如，父亲可以要求官府把不孝的儿子流放到蜀地，官府得立即执行。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请求官府把他不孝的儿子处死，官府也得“亟执勿失”，立即加以逮捕。
在家庭关系上，嬴政采用的基本是儒家思想。虽然父亲擅自杀子表面上要惩罚一下，要黥为城旦，但父杀子又属于所谓“非公室告”，儿子本身不能上告，如果别人不上告，则父亲对于子女几乎已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金烨先生说：“在秦简中，惟父子间，特别禁止子控告，在这一规定可谓令人惊讶。因为，禁止家族间控告的法原本出自儒家的伦理精神，与秦之严苛法家政治完全相反。但是，在实际上，此种制度果真于秦代存在，则我们对秦之法制与法之精神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下面的秦律规定自然是顺理成章的：“父盗子，不为盗。”
矛盾的还有下一例：殴打祖父母表面上也仅仅“黥为城旦”，但殴打祖父母、曾祖父母者的人，若被控以“不孝”之罪名，最重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秦朝的经济法规相当完善，譬如：
《工律》规定，一样的器物，大小、长短都得相等。还要物勒其名，每年评比产品一次。
产品定额：杂活：两个女工等于一个男工，五个童工等于一个男工。
市场上的产品要明确标价，每年至少检查校正一次度量衡器。
官府要定期不定期地查账，清查库存物资。
因为内容太多，无法一一枚举。
总之，秦律表明：秦朝虽然提倡重本抑末，但事实上，对于手工业、商业同样十分重视。
秦朝的治安法饶有兴趣，有人在大道上杀人，百步以内的旁观者不去救援是要重重罚款的，如果辖区内居民遇盗呼救，负责维持治安的里典和伍老即使不在家，同样要负责——你无法以没有听见，或者不在家推诿。
秦人十七傅籍，开始为国家服傜役，六十停止。
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成年但身高没有达到六尺七寸量刑从轻。
妇女除了黥刑（弃夫私奔），大概没有其它肉刑。
有爵有官可以减刑。
从记载看，秦朝的肉刑不多，一般都是用“作刑”（劳役）代替肉刑，反映了秦朝法律文化的进步性。
秦律限制奴隶制，支持奴隶的解放。一个奴隶可以用军功、戍边、劳役换取自由，也可以用爵位为亲属换取自由。譬如一个人可以自愿戍边五年，赎免一位为奴的亲属。
法官向被告宣读判决后，被告不服，可以上诉，死刑实行三级终审制。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评价说：秦从孝公到始皇的一百四十年，是中国的唯一一段法治社会。
程步先生说的极好：
如今我们看到了秦律知道了秦国法律的进步和仁慈，并不是依赖于刘邦的慈悲，而是上天不忍，要肃清刘邦及司马迁污蔑秦始皇的千年流毒，让云梦秦简重见天日。
如若不然，我们还真就不得不相信刘邦、司马迁，及一帮汉代帮闲文人的鬼话了。
——这是上天有眼！
作为法律专家，程步先生用很长的篇幅，举出了许多案例，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可看《真秦始皇·仁定四海》），他的结论是：
秦法宽严适度，并不是轻罪重罚，也不是不能赦免。
秦帝国的法律在对犯罪的处罚上，比殷商的法律、魏国的法律、黄帝的法律、以及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要轻，要宽。
所有那些蛮不讲理的假秦法，都是以讹传讹的产物。
其考察《秦律》的结论是：“秦始皇的法治思想，早已经远远超过后世批评他严刑峻法、繁苛细密的人”。
因为秦法绝不仅仅是镇压工具，它实际上更是大民法，更接近现代法律。譬如其中就有保护“罪犯”，限制官吏的各种规定。
秦国官吏对待犯人显然比其它诸侯国更文明、更仁慈、更接近公平。
嬴政无疑对过去的秦国法律进行了修订，譬如泰山刻石：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琅琊刻石：
皇帝作始，端平法度；合同父子，圣智仁义；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之罘刻石：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
其东观刻石：
圣法初兴，清理疆内。
会稽刻石：
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
——都是明证。
秦国的法治不够完善，对君主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七代明君自我约束时很好，一遇上胡亥这样的昏君胡搞一气就一切都完了。
当然，外面还有六国百姓和贵族的仇恨没有化解；内则没有藩辅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