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法的认知，无分中外，无分古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自然法思想，中国古人同样曾经把法律的源头追溯到天上，追溯到宇宙的至上神、原始神。
郭冰九先生的文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是否存在自然法思想》对此有总结；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认为，中国的古代法，儒家法就是自然法。
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台湾学者也主张，儒家的“礼”法、道家的“道”法和墨家的“法天之法”就是自然法。
法国学者爱司加拉甚至说：“中国为自然法直观之国”。——要不怎么会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深入骨髓？
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出自上天，天道不可违。李约瑟在其所著《科学思想史》中指出：
“……中国肯定有一种自然法，即圣王和百姓所一贯接受的那套习俗，也就是儒家所说的‘礼’。”
“礼扎根在天上，它的运动达到地上（“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
“……在中国，由于自然法从来都不被认为是法，而是取了一个社交的名称‘礼’，所以很难设想有任何一种适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法，虽则相对而言，‘礼’在社会中要比欧洲的自然法重要得多。”
——“‘礼’所概括起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并不单纯是我们经验中所发现为中国人感受到的与‘普天之下’对正义的本能感觉相一致的那些东西，它还被认为是与上天的‘意志’相一致、而且确实还是与宇宙的结构相一致的东西。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人们就无法体会‘礼’字的全部力量。因此，犯罪或者甚至于争执，都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重大的不安，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扰乱了自然界的秩序。”
美国学者金勇义（在《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指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自然法的概念是用诸如“天”、“道”、 “天命”、“天理”等等概念来表述的。
另一位美国学者高道蕴则说：“正是斯多学派的思想家精制了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自然法变成制定法的源泉，这是一种扩展到全人类的法律……最著名的自然法的代表人物西塞罗的论述，最接近于中国某些折衷主义的典籍关于法律和自然的观点。”
中国人在夏商周三代虔信宗教，自然法思想非常凸出。
《诗经》恒言：“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昭明上帝，迄用康年”。
《诗·大雅·烝民》径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上天创造人类，既赋予了他们各种物质也赋予了他们律法。人性本善，喜欢追求美德。上天监视着大周王朝，将明明之德施于下土”，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及了自然法。
《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也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上帝告诉周文王：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不要疾言厉色，不要倚仗兵革。你要做到不声不响，只需要遵循我的法则。”——上帝在这里再一次提及了自然法。
事实上，周文王就是大宇宙上帝空投到古代中国、殷商之际的伟大先知。《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等等——可谓实录矣，写意传神。
《古兰经》说得好：
“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
“我确已使你本真理而为报喜者和警告者。没有一个民族则已，只要有一个民族，其中就有警告者（使者）曾经逝去了”。
“在你以前我派遣了众使者，其中有我告诉你的，也有未告诉给你的。”
周文王是中国的大圣人，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他在羑里狱中所写《周易》一书（“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以数代物，以简驭繁，变动不居，深不可测，乃是中国的哲学之母，东方的圣经，实际上就是一本玄奥的天书。
孔子一生崇敬文王，以文王的继承者自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晚年嗜卜读《易》，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废寝忘食，不遑启居，爱不释手，韦编三绝。
老子的《道德经》亦不过是《周易》的读后感而已，《道德经》中的阴阳哲学，辩证思想，都来源于《周易》，而不是老子本人的创造（正如某学者所说）。
——文王此人，位列上仙，宽裕温柔，神通广大，其德其能不在释迦牟尼与耶稣基督之下，此人若再出，势必扬名中国，震铄古今。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人的思想中掺杂了怀疑主义的毒素，信仰宗教的虔诚程度有所下降。中国文化中推崇“经世致用”，不语怪力乱神，重现实、轻理想，重经验、轻抽象，重今生、轻来世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哲学大行其道。
在帝国时代两千年中，中国人对自然法的持守既不如西方社会明确，也不如西方社会坚定。——虽然中国的帝王们2000多年来还一直在带领文武百官和民众祭天（孔子说，郊祭就是侍奉上帝），叩拜昊天上帝，如同炎、黄、尧、舜、禹、汤、周之文武。
中国人依然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举头三尺有神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相信人应该恪守天理、替天行道，凭着良心办事，但对真正的天道是什么，真正的天律是什么，并不清楚。
中国人也知道一些自然法的律令，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相信丧尽天良、伤天害理会导致人神共愤，天诛地灭，但总体看来，中国人的自然法观念相当笼统和模糊。
中国人相信三纲五常，相信君权神授，相信等级制符合自然法；但在欧洲，人人平等、法律至上、主权在民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概括起来，中国古人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不如西方。
中国人的所谓法律，也并不是西方人惯常所理解的那种东西。
苏格拉底认为，法律来源于神，是神定的。
乌尔比安指出：“法”（ius）来自“正义”（institia），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
而在中国，法律却是统治者的皮鞭和枷锁。
罗马人借助自然法理念构建出了一个宏大、完满的法律体系，而在中国，至今恶法充斥，有法不依，法哲学缺位，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遥遥无期——两者之相去何啻千年也？
近现代中国更加缺乏自然法的观念。由于迷信西方科学、唯物主义、进化论，无论是旧中国的八部宪法，还是“新中国”的四部宪法，都很明显地缺乏形而上学与自然法的观念，简单地说，都没有灵魂，不过是人治的工具而已。
郭冰九先生认为：西方自然法学者们理解的自然法，是一种超越于人类社会之上的强制律令，斯多葛学派即明确地把自然与神合而为一。
（爱比克泰德说过：好好地运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别的就听其自然吧。“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愿望。）
借用老子的哲学术语“自然”来翻译英语的“Nature”，并不合适，用中国哲学中的“天”来意译“Nature”更为恰当。则所谓“自然法”，正确地翻译，其实就是“天理”、“天法”、“天律”、“天条”，是属神的。